西方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早期發明的高度評價，常常會被我們誤讀。因此，我在牛津大學時曾借英國李約瑟先生的著述《中國古代科技史》來提醒同胞：
但願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隻從他那裏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部籠罩在中國古代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創造第一。第一瓶青黴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台雷達，第一台計算機，第一台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國皇家的溫莎堡，以及不遠處的伊頓公學。
中華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國近代救亡的危機之中，受法國激進主義影響較深。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陳詞和鐵血拚殺，感染了很多中國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對英國的溫和、漸進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後來，他們甚至不知道法國社會最終安定在什麼樣的體製下，關起門來激進得無以複加。甚至在和平年月裏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語言暴力。
很容易把這種激進主義當做理想主義加以歌頌。即便是在經曆了“文革”這樣的極端激進主義災難之後，還有不少人把“窮批猛打”作為基本的文化行為方式。而事實上，這種激進主義對社會元氣的損傷、民間禮義的破壞、人權人道的剝奪，業已釀成巨大的惡果，不僅禍及當代，還會貽害子孫。
對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這次在深秋季節進入溫莎堡和伊頓公學東張西望地漫步長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說服。
我寫道：
英國也許因為溫和漸進，容易被人批評為不深刻。然而細細一想，社會發展該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進步該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現代社會該有的觀念人家也都有了，你還能說什麼呢？
較少腥風血雨，較少聲色俱厲，也較少德國式的深思高論，隻一路隨和，一路感覺，順著經驗走，繞過障礙走，怎麼消耗少就怎麼走，怎麼發展快就怎麼走——這種社會行為方式，已被曆史證明，是一條可圈可點的道路。
六
現在要麵對的另一個對比點，是沿途處處可見的一群群閑人。
在歐洲各地，總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閑地坐在路旁一張張小桌子邊的閑人。他們吃得不多，卻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報。偶爾抬頭打量街市，目光平靜，安然自得，十分體麵。
這又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態構成了明顯對比。
記得在意大利時曾與當地的一些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移民在歐洲謀生，意大利朋友對他們既欽佩又納悶。佩服的是，他們通過自己日以繼夜的辛勞，不僅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納悶的是，他們幾乎沒有閑暇，沒有休假，讓人看不到他們辛勞的目的。說是為了子女，子女一長大又重複這種忙碌。
平心而論，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為方式。以前長期處於貧困，後來即便擺脫了貧困也還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頭苦幹來積累財富。
問題在於，當這種無休止的苦幹由群體行為演變成心理慣性，就陷入了盲目。而這種盲目的最大危機，是對公共空間、公共生態的隔膜。本來，他們是可以在那裏擺脫這種危機的。
我在羅馬時，看到絕大多數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幾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們與中國人在文明生態上的重大差異。我寫道：
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假，但那隻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隻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也就是說，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複人性。這種觀念融化了西方的個人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
讀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說休假的時候，著眼點不在休假，而在於“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複人性”。這是人生的根本問題，卻最容易被盲目的實用主義慣性所遮蔽。因此，悠閑很可能是一種清醒，而忙碌則很可能是一種糊塗。中華文明注重實用理性，絀於終極思考，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較少關心人文理想。這一點，歐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歐有些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並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於實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使悠閑成為一種廣泛的可能。
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寫下了一段話：
我學著概括了他們這裏的一係列邏輯關係——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想到這裏，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應該被處於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嘲笑。
那麼，縮小了看，那些在歐洲很多街邊可以看到的休閑人群，也值得我們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積聚財富的中國人，有沒有想過自己今後的生態模式呢？財富無限而生命有限，當人生的黃昏終於降臨，你們會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