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獎儀式在元智大學，要我作獲獎演講。然後，離開會場，我領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樹，由兩名工人推著，慢慢步行到栽植處，路邊站滿了祝賀我的民眾。到了栽植處，我看到一個美麗的亭子，亭子前麵的園林中，確實已種了四棵樹，每棵樹下有一方自然形態的花崗石，上麵刻著獲獎者的簽名。白先勇先生的簽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樹，則長得鬱鬱蔥蔥。我和幾個朋友一起鏟土、挖坑、栽樹、平整。做完，再抬頭看看樹冠，低頭看看簽名石，與圍觀者一一握手，然後輕步離開。
我想，這幾棵桂冠樹一定會長得很好。白先勇先生當年給我寫了那麼多橫穿地球的信，想把華語文學拉在一起，最後，居然是相依相傍。
於是，頒獎儀式也就成了生命儀式。
六
文化是一種手手相遞的炬火，未必耀眼，卻溫暖人心。餘光中先生也是從白先生推薦的出版物上認識了我，然後就有了他在國際會議上讓我永遠汗顏的那些高度評價，又有了一係列親切的交往，直到今日。
餘光中先生寫過名詩《鄉愁》。這些年大陸很多地方都會邀請他去朗誦，以證明他的“鄉愁”中也包括當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我與他關係好，總是以我有可能參加的說法來邀請他，又以他有可能參加的說法邀請我，幾乎每次都成功，變成一場場的“兩餘會講”。
“會講”到最後，總有當地記者問餘光中先生，《鄉愁》中是否包括此處。我就用狡黠的眼光看他，他也用同樣的眼光回我。然後，他優雅地說一句：“我的故鄉，不是這兒，也不是那兒，而是中華文化。”
我每次都立即帶頭鼓掌，因為這種說法確實很好。
他總是向我點頭，表示感謝。
順便他會指著我，加一句：“我們兩個都不上網，又都姓餘，是兩條漏網之魚。”
我笑著附和：“因為有《餘氏家訓》。先祖曰：進得網內，便無河海。”
但是，“兩餘會講”也有嚴峻的時候。
那是在馬來西亞，兩家曆史悠久的華文報紙嚴重對立、事事競爭。其中一家，早就請了我去演講，另一家就想出對策，從台灣請來餘光中先生，“以餘克餘”。
我們兩人都不知道這個背景，從報紙上看到對方也來了，非常高興。但聽了工作人員一說，不禁倒抽冷氣。因為我們倆已經分別陷於“敵報”之手，隻能挑戰，不能見麵。
接下來的情節就有點兒艱險了。想見麵，必須在午夜之後，不能讓兩報的任何一個工作人員知道，甚至，連懷疑的可能都沒有。後來，通過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鄭浩千先生，做到了。鬼鬼祟祟，輕手輕腳，兩人的外貌很多人認識，而兩家大報的耳目又是多麼密集。終於，見麵，關門，大笑。
那次我演講的題目是《反駁“中國崩潰論”》。我在台灣經濟學家高希均先生啟發下，已經懂一點經濟預測，曾在《千年一歎》《行者無疆》中提早十年準確預測了歐洲幾個國家的嚴重經濟趨勢，因此反駁起來已經比較“專業”。
餘光中先生在“敵報”會演講什麼呢？他看起來對經濟不感興趣，似乎也不太懂。要說的，隻能是文化，而且是中華文化。如果要他反駁“中華文化崩潰論”，必定言辭滔滔。
那麼，我們還是緊密呼應，未曾造成“以餘克餘”的戰場。
七
從林懷民，到白先勇、餘光中，我領略了一種以文化為第一生命的當代君子風範。
他們不背誦古文，不披掛唐裝，不抖擻長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奧，不扮演精英，不高談政見，不巴結官場，更不炫耀他們非常精通的英語。隻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穩的語調、謙恭的動作告訴你，這就是文化。
而且，他們順便也告訴大家：什麼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型態”和“國際接受”。
雲門舞集最早提出的口號是：“以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但後來發現不對了，事情產生了奇跡般的拓展。為什麼所有國家的所有觀眾都心馳神往，因此年年必去？為什麼那些夜晚的台上台下，完全不存在民族的界線、人種的界線、國別的界線，大家都因為沒有界線而相擁而泣？
答案，不應該從已經擴大了的空間縮回去。雲門打造的，是“人類美學的東方版本”。
這就是我所接觸的第一流藝術家。
為什麼天下除了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之外還要藝術家？因為他們開辟了一個無疆無界的淨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讓大家活得大不一樣。
從那片淨土、那個天域向下俯視，將軍的兵馬、官場的升沉、財富的多寡、學科的進退，確實沒有那麼重要了。根據從屈原到餘光中的目光，連故土和鄉愁，都可以交還給文化、交還給藝術。
藝術是“雲”，家國是“門”。誰也未曾規定，哪幾朵雲必須屬於哪幾座門。僅僅知道，隻要雲是精彩的，那些門也會隨之上升到半空，成為萬人矚目的巨構。這些半空之門，不再是土門，不再是柴門，不再是石門，不再是鐵門，不再是宮門，不再是府門，而是雲門。
隻為這個比喻，我們也應該再一次仰望雲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