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不得不從事軍事和政治，為的是讓我們兒子一代能從事科學和哲學，讓我們孫子一代能從事音樂和舞蹈。
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亞當斯我不太喜歡，但我喜歡他的這段話。
我想，林懷民在台灣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與這段話有關。
四
有一件事讓我想起了這段話。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首度訪問大陸，會見了大陸的領導人。他夫人寫了一本記錄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書，由連戰先生親自寫了序言。但是，他們覺得在這個序言前麵還要加一個序言，居然邀請我來寫。他們對我並不熟悉，隻知道政治職位上麵，應該是無職位的文化。結果，這本書在大陸出版時，大家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個奇怪的排位。
同樣讓我想起亞當斯這段話的，還有台灣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國民黨名將白崇禧的愛子，照常理，很難完全不理會這個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會，別人也會用各種方式牽絲攀藤。
但是，他對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經到了連別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後來也寫過一本書《父親和民國》，筆調是那麼平靜，絲毫沒有我們常見的那種“貴胄之氣”。
二十幾年前海峽兩岸還處於極為嚴峻的對峙狀態，但白先勇先生卻超前來了。不是為了尋親，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為了投資，而是隻為文化。他的《遊園驚夢》在大陸排演，由俞振飛先生擔任昆曲顧問，由我擔任文學顧問。這一來，讓他不小心讀到了我的文章。後來多少年所發生的事情，讓我現在一回想起來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薦給台灣報刊。台灣報刊就把一筆筆稿酬寄給他，讓他轉給我。但他當時還在美國西海岸的聖塔·芭芭拉教書，而那時美國到中國的彙款還相當不便。他隻能一次次到郵局領款，把不整齊的款項湊成一個整數，然後再到郵局去寄給我。
我至今還保留著他寄來的一大堆信封，上麵密密麻麻地寫著收彙人和寄彙人的複雜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對照。須知，這可是現代世界最優秀的華人作家的親筆啊，居然寄得那麼多、那麼勤、那麼密。兩岸的政治對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學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筆寫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灣，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費巨大努力邀請的。他看到了我寫昆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以明代觀眾中癡迷的人數、程度和時間，來論證世界範圍內曾經最深入社會肌膚的戲劇範型是昆曲。他極為讚賞，讓我到台灣發表演講。這也算是大陸學者的“第一次”吧，一時十分轟動又十分防範，連《中國時報》要采訪我都困難重重。一天晚上，聽說《中國時報》派了一名不能拒絕的重要記者來了。我一看，這名“記者”不是別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個晚上，他真像記者一樣問了我很多問題，絲毫沒有露出他既是文學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他采訪時的身份，竟然是“特約記者”，這真讓我感動莫名。
對於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對於藝術得失，他絕不讓步。
對於我的辭職，他聽了等於沒聽；但有一次他不知道從哪兒聽來傳言，說我有可能要“擱筆”了，便立即遠道趕到上海，在我家裏長時間坐著，希望不是這樣。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著他儒雅卻已有點蒼老的臉龐。我一時走神，在心中自問：眼前這個人，似乎什麼也不在乎，卻那麼在乎文學、在乎藝術。他，難道就是那位著名將軍的後代嗎？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將軍如果九天有知，也會為他的後代高興，因為這符合了那位美國將軍亞當斯的構思。
五
從林懷民先生在旅館裏天天布置的鮮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記者的身份對我的采訪，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擺脫名位，擺脫實用，擺脫功利，走向儀式。
隻有儀式，才能讓人拔離世俗，上升到千山肅穆、萬籟俱靜的高台。
有人問我：“你說了台灣文化的很多亮點，那麼，最重要又最難以模仿的亮點是什麼？”
我回答：“儀式。那種溶解在生活處處的自發文化儀式。”
從四年前開始，台灣最著名的《遠見》雜誌做出一個決定，他們雜誌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作一個文化演講。可見，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這樣的事情已經實行了多次，每當我抵達的那天，那個城市滿街都掛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個燈柱、電線杆上飄飄忽忽，像是我要競選高位。我想，至少在那一天，這座城市進入了一個文化儀式。直到我講演完，全城的清潔工人一起動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卷起，扔進垃圾堆。
扔進垃圾堆，是一個儀式的完滿終結。終結，是為了開啟新的儀式。
我在台灣獲得過很多文學大獎，卻一直沒有機會參加頒獎儀式。原因是，從評獎到領獎，時間很短，我的簽證手續趕不上。但終於，二〇一一年，我趕上了一次。
先有電話打來，通知我榮獲“桂冠文學家”稱號。光這麼一個消息我並不在意，但再聽下去就認真了。原來，這是台灣對全球華語文學的一種隆重選拔，因此這次的評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主任王潤華教授。設獎至今幾十年，隻評出過四名“桂冠文學家”，我是第五名。前麵四名中，兩位我認識，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兩位已經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