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七一年的一個政治事件使周恩來總理突然成了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他著手領導複課，試圖局部地糾正“文革”災難。這就使很多瀕臨滅絕的“邊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讀書了，也使我們有機會回上海參與一點教材編寫。我被分配到“魯迅教材編寫組”，這又拿起了筆。記得那筆是從靜安寺百樂商場買的，一元錢左右的吸墨水鋼筆。當時的鋼筆也已經有了幾個“國內名牌”，像“英雄”“金星”什麼的，那就要二三元錢一支了，我買不起。
編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幾天就寫完了。但是，複課、編教材這件事雖然由周恩來直接布置，卻仍然受到主張廢學停課的極左派反對，認為是“右傾翻案”，時時準備反擊。他們正忙著張羅讓剛剛回課堂的學生再看一遍《邊疆新苗》這樣的戲，“重返邊疆再革命”。這讓我又一次憤怒，既為教育憤怒，又為戲劇憤怒。但是，由於當時已經出現了恢複教育的勢頭，我的憤怒也就變成了學術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錢的筆，開始行動。那時為了複課，各大學的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利用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一個早就熟悉的職工蔡祥明，偷偷摸進了當時還視為禁地的外文書庫，開始了《世界戲劇學》的寫作。我的筆，大量抄寫外文原文，再借著各種詞典的幫助一段段翻譯。同時還要通覽大量背景材料，最後彙集起全世界十三個國家的全部戲劇學理論。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為這些內容直到四十幾年後的今天還沒有被完整翻譯過來。我當時居然憑一人之力，在密閉的空間，以筆為杖，步步潛行。更不容易的是，當時在外麵，一窗之隔，隻要說一句不利於“革命樣板戲”的話，就會有牢獄之災。為此，我不能不對那支一元錢的鋼筆表示敬意，對自己的青年時代表示敬意。
當時完全無法設想這部長達六十八萬言的艱深學術著作能夠出版，當然更無法預料，這書居然在幾十年後一直成為全國在這一重大學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見，那支筆，那支幫我偷偷潛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濘中描畫出了一個龐大的學術構建。
與這個學術構建相比，我後來完成的很多學術著作，雖然更為著名，卻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
由於我在災難中的表現，災難過去之後全院三次民意測驗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為院長。
連一個小組長也沒有做過，卻成為國家重點藝術高校的第一領導者，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卻是十年的信任沉澱。全院的教師和職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當時沒有看明白，後來也終於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書庫的原因。
災難中的形象往往會傳播得很廣，當時我的社會聲望已遠遠超出學院，被選為整個上海市的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每次評審，我們對那些在災難歲月投機取巧、喪失天良的文人都斷然予以否定。於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筆，一次次重重地寫下了否定結論，又濃濃地簽上自己的名。那支筆在當時，幾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個錘子，響亮、果敢、權威、無可爭議。
這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那時說得上仕途暢達，官運亨通。已經是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卻還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進更高的權力圈子，這在當時很容易。於是，有了一次次長談，一次次規勸。這些高官，後來都成了非常顯赫的領導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筆的秉性。它雖然也有能力繼續成為更大法官的錘子，但它顯然並不願意。
於是，我在上上下下的萬分驚愕中辭職了。辭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強批準。然後，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襖，去了甘肅高原，開始踏訪公元七世紀的唐朝。
當年尋找古跡，需要長時間步行，而那些路並不好走。在去陽關的半道上，我幾度蹲下身去察看墳丘密布的古戰場，把我插在褲袋口上的舊鋼筆弄丟了。那支舊鋼筆不值什麼錢，但正是它，我在辭職前反複搓弄，它總是頑強地告訴我，隻願意把我的名字簽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對我有點重要，我還在沙原上找了一會兒。但那地方太開闊、太蕪雜了，當然找不到。轉念一想也釋然了：這支筆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從現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遠戍將士和邊塞詩人吧。
我考察的習慣，不在現場抄錄什麼，隻在當天晚上回到旅舍後才關起門來專心寫作。記得在蘭州我曾長時間住在一個極簡陋的小招待所裏，簡陋到上廁所要走很遠的路。當地一位年長的文人範克峻先生讀過我的不少學術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簡薄，便送來了一支圓珠筆和兩疊稿紙。這種圓珠筆的筆杆較粗，比我為爸爸寫“交代”的那一種更好用。隻不過那稿紙太薄，一寫就穿，落筆要小心翼翼。
我把白天的感覺寫成一篇篇散文，寄給在《收獲》雜誌做編輯的老同學李小林。郵局找不到，就塞到路邊一個灰綠色的老郵筒裏。這時才覺得範克峻先生給我送薄稿紙算是送對了。稿紙薄，幾篇文章疊在一起也能塞得進那郵筒。
寫了就及時寄走，是怕在路上丟失。有的地方連路邊郵筒也找不到，那就隻能將寫好的文章隨身帶了。隨身帶，又要求稿紙越薄越好。由此我養成了習慣，隻用薄稿紙。即使後來可以用較好的稿紙了，也選擇薄稿紙。這一來，那種容易劃破薄稿紙的圓珠筆，就需要更換了。
當然，寫起來最舒服的還是吸墨水的鋼筆。但這對我這個不斷趕路的旅行者來說，就很不方便，因為必須帶墨水瓶。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夾在行李裏既容易灑，又容易碎。據說過去安徒生旅行時是把墨水瓶拴根繩子掛在脖子上的，那就不會灑，也不會碎了。但我不會模仿他，因為那樣不僅難看，而且有顯擺自己“很有墨水”的嫌疑。安徒生旅行時還肩扛一大圈粗麻繩，那是準備在旅館萬一失火時可以滑窗而逃。可見，他走得比我還麻煩，但我走得比他遠得多，時間也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