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還是學了安徒生的一半，隨身帶墨水瓶，但不掛在脖子上。選那種玻璃特別厚的瓶子，瓶口擰緊處再墊一個橡膠圈。但這樣還是不保險，因為幾經顛簸後，瓶蓋易裂。所以再加一個笨辦法，在瓶蓋外再包一層塑料紙，用細麻繩繞三圈紮緊。行李本來就很小，把墨水瓶安頓在衣服中間。
我從甘肅路邊郵筒寄出的一疊疊薄稿紙，如果有可能發表，似乎應該起個總題目。因此，在寄出第三疊時，我在信封背後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後來，路還在一直走，風餐露宿，滿身煙塵，卻永遠帶著那支鋼筆，那瓶墨水。我想應該對筆表示一點什麼了，因此為接下來的文集起名時加了一個“筆”字，叫《山居筆記》。
六
筆之大難，莫過於在北非、中東、南亞、中亞的極端恐怖地區了。
我寫了那麼多中華文明遺跡，為了對比，必須去尋找同樣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實在太險峻、太艱難、太無序、太混亂了。我必須貼地而行，不能坐飛機，因此要經過無數關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問啊問。他們在問我，我卻永遠問不清，前麵可以在哪裏用餐，今晚可以在哪裏棲宿。
由於危機天天不斷，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後記憶了，必須當天寫下日記。但寫日記的地方在哪裏？在廢棄的戰壕邊，在吉普的車輪上，在崗亭的棚架下。這一來，筆又成了問題。顯然不能帶墨水瓶，如果帶了，那些人很可能會讓我當場喝兩口看看是不是危險物品。圓珠筆他們也查得仔細，又擰又拆，要判斷那是不是特製的微型手槍。
好在，這時世界上已流行一種透明塑料杆的輕型墨水筆，一支可以寫好幾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見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麼樣的小旅館，隻要見到客房裏有這種筆，立即收下，以防哪一天寫日記時突然接不上。
在行經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那漫長的邊界地區時，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壘隱隱、妖光熠熠、槍口森森，我把已寫好的日記手稿包在一個塑料洗衣袋裏緊抱在胸前，手上又捏著一支水筆。我想，即使人被俘虜了，行李被搶走了，我的紙筆還在，還能寫作。當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讓寫，那我也要盡最大努力，為自己保留一絲最後的機會，為筆保留一絲最後的機會。
這種緊抱稿子緊捏筆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從尼泊爾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筆，連同我在曆險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較好的鋼筆，很快被一個慈善機構高價拍賣，所得款項全部捐獻，以補充北京市殘障兒童的乳品供應。
後來我在進一步研究中國文明與世界現代先進文明的差距時，又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雖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種懸生命於一線的危險沒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較容易得到順手的筆。
當我考察完世界那麼多地方之後，從聯合國開始，很多國際機構和著名大學紛紛邀請我作主題演講。所謂主題，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國文明”“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當代世界文化”“五萬公裏五千年”“全球麵臨的新危機”等等。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等都去了，還應邀在我國香港、澳門、台灣長期授課。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麼多筆，現在正該用一支更好的筆把考察成果係統地寫出來了。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況。
七
正是在我基本完成對中國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長時間考察之際，我周圍的文化格局發生了整體性蛻變。簡單說來，八十年代由“反思、創新”組成的文化主題全線失落，居然由大規模的“聯歡”和“聯謗”組成了新世紀文化的二元結構。前者標榜“盛世國粹”，後者標榜“言論自由”，中西合璧，烈烈揚揚。其他文化當然也有，但最熱鬧的卻是它們。
這個二元結構使我和妻子走投無路。妻子馬蘭，那麼優秀的表演藝術家，由於九度婉拒了一次據說是“頂級重要的聯歡會”，被地方官員“冷凍”，失去了工作；而我，則不知為什麼成了文化誹謗的第一焦點，“文革派”“自由派”和官方一些媒體親密合作，聯手造謠，我即便無聲無息，也永遠濁浪滾滾。這就是說，我們夫妻兩人，正好被“二元結構”齊齊地開除了。我們又不願向權力求助，因此注定無處可去。
照理應該移民，但我們沒有條件，隻能逃到廣東省一個幾乎不在意文化的城市，躲了很多年。國內無人理會，國際間卻一直在熱心地尋找我們，邀請演講和演出。台灣更把我當作了中華文化的主要演講者，邀請尤其殷切。這使我產生了一個矛盾：要不要繼續憑著冒死考察的成果，係統地來闡釋中國文化？
還是以前遇到過的老問題：是折筆、棄筆、毀筆、葬筆，還是再度拾筆、執筆、振筆、縱筆？
相比之下，要剝奪我妻子的演出權利是容易的，因為她已經離開了地區依賴性很強的創作群體；但是，要剝奪我的筆卻不很容易，因為這隻是個人的深夜堅守，沒有地域性限定，除非我自己覺得沒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