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行其“孝”必先以“忠”
“忠”和“孝”的關係，是中國傳統道德體係中具有綱領性意義的關係，其中體現出專製製度下政治規範和宗法規範的微妙的結合。《忠經》第十章為《保孝行章》,特別論述了“忠”和“孝”的特殊聯係：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其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6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雲：“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實際上，專製主義政權在這裏所說的“君子行其‘孝、以先以‘忠’”，是以“危身”又“辱其親”的威脅，用嚴酷的株連製度，強迫臣民們必須首先盡“忠”，以“忠”而“保‘孝’行”。雖然表麵上說“孝”貴於“忠”，實際上卻是以“孝”保“忠”。
“忠”與“孝”在某些情況下的矛盾和對立，《韓非子五遘》中有所論述其事例是直躬告其父竊羊及魯人孝其親三北的故事；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屈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忠”與“孝”不能兩全，於是有所謂“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這樣的說法從韓非“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的感歎看，在“忠”與“孝”之間“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的情況下，他的心理傾向是重於“忠”而輕於“孝”的。
有人認為：“‘移忠作孝，忠孝兩全’，是中國傳統政治所設計的道德政治理想當‘忠’與‘孝，發生矛盾時，在法律方麵，‘忠’的要求更高；而在倫理方麵,‘孝，則居於更為基本的地位。中國傳統政治雖然力圖消除這個矛盾，但始終未能做到。”其實，“在法律方麵”以及“在倫理方麵”究竟“忠”與“孝”何者占據更為重要的地位，可能還是一個有待於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關於“忠”與“孝”的關係，我們還可以舉《鹽鐵論孝養》中的例證。
在關於鹽鐵官營等政策應予肯定還是否定的辯論中，雙方就“孝養”問題發生交鋒“文學”認為，“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孝，重在於“順禮”“致其敬”，就是說：“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主張“孝”的實現，主要在於禮節形式的完成。“丞相史”則認為，“孝”的實質內容更為重要。“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就是說，用華美的酒器盛裝的是清水，以完備的禮儀進上的是粗米，雖然合於禮，卻並不是值得稱許的“孝”。
這本來是關於“孝”的形式和內質的討論，但是在最後，“文學”卻又提出了“忠”的道德標尺以等量對方: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達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文學”所謂“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語本《禮記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曾子之說，“忠”與“孝”之間，又涉及所謂“父母”“遺體”，“災及於親”，似語有曲折。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所謂“事君不忠，非孝也”，“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作為道德原則已經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