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釋放，允許歸還田裏，然而宣布禁錮終身“黨人”的姓名，也--記錄在官府。
黨錮之禍發生後，海內士大夫階層益發群情激昂，他們將鄙視宦官專政，並敢於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光榮稱號，廣為傳揚，形成了更為強勁的反抗當權宦官集團的輿論力量。度遼將軍皇甫規沒有列入“黨人”名單，甚至自以為恥，上書請求以附黨之罪連坐。可見“黨人”在當時社會的特殊的輿論形象《後漢書黨錮列傳李膺》寫道：“（李）膺免歸鄉裏，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即以“黨人”為高尚，以朝廷為汙穢。
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名士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同執政。他們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錮的名士，密謀誅殺宦官宦官集團搶先動作，雙方對陣，宦官利用以往對禁軍的控製，迅速瓦解了竇武率領的軍隊。這次政治變亂的結果，陳蕃、竇武都遭殺害，宗親賓客姻屬也都被收捕誅殺，其門生故吏則被免官禁錮侍禦史景毅的兒子景顧為李膺門徒，因“黨人”名單遺漏，所以沒有直接受到迫害。景毅慨然說道：正是因為李膺賢良，才令兒子以他為師的，怎麼能夠因為名籍偶然漏脫而求苟安呢於是主動上表免歸，時人皆以為義。被列為“八顧”之一的議郎巴肅起初與陳蕃、竇武合謀誅殺宦官，事敗後，宦官集團並不知他曾經參與始謀，隻是坐黨禁錮，察覺後下令收捕。巴肅鎮定自如,乘車前往縣府投案。縣令見巴肅後，解下印綬準備和他一起逃亡。巴肅神情平靜地說，怍為人臣的，有政見不敢隱瞞，有罪過不會逃避。既然不隱瞞政治見解，又怎麼能逃避刑罰呢！於是從容赴死。
在黑暗政治勢力的嚴酷鎮壓之下，有人勸李膺暫時逃避。李膺回答道：“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他拒絕出逃，終於死於獄中，其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錮這次殘酷的政治迫害過後，“黨人”橫死獄中的達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有六七百人。詔州郡大舉鉤黨，天下豪傑名士陷黨籍者甚多。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受命禁錮“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黃巾起義爆發後，“黨人”才被赦免。
範曄曾經為黨錮之禍發表感歎：李膺在個人麵臨危難的政治形勢中.宣傳正義的主張，影響民間的風習，讚頌“素行”以鄙棄“威權”，崇美“廉尚”以撼動“貴勢”，從而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爭的漸流，深牢監禁，家族破敗，都不能動搖其誌向，甚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這是何等的壯勇啊!黨錮之禍，嚴格說來，是統治階層內部的鬥爭。但是，東漢“黨人”的正義感，鬥爭意誌和堅定氣節，卻代表著一種進步的時代精神。東漢"黨人”的氣質與品格，體現著我們民族精神的主流，後來成為一種文化傳統，得到曆代有血性有骨氣的士人的繼承範曄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對於“黨人”事跡的記述和對於“黨人”精神的評價，頻繁使用“忠”字，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忠臣”、“忠義之流”>“忠賢武將，國之心膂”、“憂國忠公之臣”等讚譽之辭，對於其品德言行，則有“公忠亮直”、“納忠建議，多所補益”、“極言得失，辭甚忠切”等記述，其誌向，正是“忠臣除奸，王道以清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一文中曾經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些人“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為民請命''“舍身求法”……，許多都是以“忠”作為信念的支柱,作為精神的號召的。
“忠”的道德風範在政治史曆程中表現出來的積極意義，通過無數為追求社會公平和政治進步而英勇奮爭的誌士仁人的事跡，應當得到肯定的認識。
漢代學者劉向在《說苑複恩》中有這樣的話：“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如前所述，“忠”有不同的道德層次。所謂“為下克忠”者，“事君以能致其身為忠”者，是“忠臣”。所謂“出自心意為忠”者，“盡心於人曰忠”者，是“忠友”。然而，還有忠於某種堅定的政治信念，忠於某種進步的政治理想，忠於某種開明的政治原則，不懼艱險，矢誌不渝者，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抱樸子行品》中的一句話，稱之為“忠人''“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