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格斯看來，資產階級革命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則是社會革命，他在論英國革命時這樣指出：“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國發生的一切事件一樣，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隻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這種觀點反映了恩格斯思想正處於重大的轉折點，他認識到了物質利益在階級鬥爭中的基礎作用，而且已經自覺地將資產階級鬥爭和政黨鬥爭革命明確地區分開來，特別是他對暴力革命作用的論述，使他遠遠地超出了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也超出了當時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
對社會曆史觀的基本問題，也就是物質利益和精神原則的關係問題，始終影響著恩格斯思想的發展，從恩格斯發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出，此時的恩格斯依舊受著唯心主義的束縛，但同時他也開始朝著解決這個問題的正確方向邁進。在實踐的推動下，在深入研究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後，恩格斯快速擺脫了唯心史關於四項原則高於物質利益這一思想的束縛，開始了對唯物史觀的思考。1843年5月，恩格斯發表的《倫敦來信》一文，表明了他向著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邁進。
恩格斯從英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分析，指出：在英國，各個政黨都有與它相當的社會階層和階級，托利黨是貴族的黨，主要代表著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輝格黨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上層，即工廠主和商人；而憲章派則是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它代表著無產階級的利益和強烈的願望。恩格斯通過分析三個階層對“穀物法”的鬥爭，日益看清了物質利益的衝突是階級鬥爭和政黨鬥爭的客觀基礎，隻有緊緊把握物質利益衝突這一線索，才能認清英國社會各種鬥爭的實質。
伽利略說：“真正的哲學是寫在那本經常在我們眼前打開著的最偉大的書裏麵的，這本書就是宇宙，就是自然界本身，人們必須去讀它。”正是因為親身深入到英國社會深處，恩格斯才發現了真理，才有了思想上的轉變。恩格斯逐漸放棄了舊的唯心主義史觀，開始用唯物史觀來發現、認識並解決社會基本問題，此時他已經堅定地站在了無產階級的立場上。
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隻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起作用或者隻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曆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現代階級對立所產生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裏特別是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曆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