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著浪漫主義的西服
孫春平的作品多是表現生活場景又高於生活本身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之於作品本身，就如一座房子，而浪漫主義，則是房子的裝演，兩者完美結合，便使得作品更加具有吸引力了。猶記得在散交《我助女兒去摘星》中，作者寫道“第一次聽到崔京浩演唱的那首《父親》時，女兒正在哈爾濱一所大學裏讀書。我連夜將歌詞用手機短信給她發去，“父親是那拉車的牛，父親是那登天的梯……”幾天後，女兒打回電話，在電話裏給我哼唱那首歌。“我握著話筒，心窩裏酸上來，好半天說不出話。女兒問我，爸，你聽著嗎？我強作平靜地說，聽著呢。女兒聲音低下來，也有了嘎咽之聲，問，老爸你是不是哭了？我隻說了聲沒有，便將電話放下了。”從這樣的生活實事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孫春平也切實是個感性之人，不乏浪漫細胞，那麼，創作中的他，又怎會是個刻板守舊，抓住“現實主義”鑽牛角尖的人呢？相反，他文如其人，不多做誇飾，卻也不乏浪漫情調，斟酌玩味，運用得當。看來，反而是孫春平“被現實主義化了”。
作家關東燕子曾說：“自認識孫春平起，就沒見過他穿長衫，當然新潮的“奇裝異服”也沒見穿過，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他既不是個國粹派也不是個先鋒派。孫春平倒是經常穿著中外合資的西服在文壇上晃來晃去，證明著自己的既與時俱進又不忘傳統，是個願意和大多數人站在一起的非異類。”孫春平的為人作風在寫作上也展露無遺，他堅守現實主義“根據地”，立根基於最普遍的社會生活、人生百態，他關心民生大事，憂國憂民，頗具當年的政治領導人物風采。同時，他不忘在作品中添加浪漫主義元素，與時俱進，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在兩者之間，他拿捏有度，忠於原則，絕非不人主流者，反顯其堅持自我的個性化寫作特色，體現出孫式的小說創作技巧。孫春平真的缺乏浪漫主義細胞麼？我想並非如此的，隻是，他始終明白，以現實主義為主，加以浪漫主義技巧配合才是最適合於他罷了。創作一篇作品猶如裁剪一件西服，運用傳統剪法同時，其中還必須摻雜“進口”的元素，如此看來，作者的西服不止裁剪好了，還穿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物欲橫流、燈紅酒綠的年代，孫春平從不以窺探“性”事作為賣點，他的作品浪漫但不浪蕩。他始終認為，“既然想當作家，作品一拿出便是公眾的東西，要考慮社會影響。”即使在《害羞的木頭》《情感逃逸》等篇章中出現“性事”，也是一筆帶過，絕不逾越道德範圍。當記者問孫春平，他的作品想要傳遞什麼給讀者時，他的答案簡單明了：“傳遞責任感，傳遞積極、健康的信息。”慶幸的是，他不以嘩眾取寵致勝，卻因為作品讀者眾多，可讀性強，最終得到大眾的一致認可。
三、根植於現實生活之中
孫春平人生經曆豐富多彩。他是初中老三屆，下過鄉，回城後在鐵路部門當過工人、管庫員、共青團幹部和黨委宣傳幹部，1984年調人錦州市文聯編刊物、做主編，後又被選為文聯主席。在這過程中，孫春平曾麵臨過選擇，最終，’他放棄了炙手可熱的鐵路局機關職位，轉而走那條當時十分窄小的文學小徑。逐漸地，孫春平在創作中發現了生活的樂趣，視野也就更加開闊了，思維方式也變化了。最終，他以自己的文學個性，瀟灑地在喧鬧的都市和貧膺的鄉村間遊走。
在一次訪談中，他曾就這一問題發表過自己的看法，他說：“我走向嶄新的生活領域後，結交了許多新的朋友，有縣鄉村的幹部，也有普普通通的農民、工人、教師，還有小車司機、工勤人員。他們的正直與堅韌，睿智與豁達，讓我由衷地欽敬和友愛。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每個世界都有精彩，也都有無奈。重要的是走近他們，了解他們，發現獨屬於他們的那一部分。”這樣，不隻增強了他作品的現實性意義，也使他描寫的人物獨特而具有代表性，這些人物往往代表了生活中的某些群體，他們各具特色，絕不重複。同時，他描寫的人物並不單調，如他所言，高級幹部有之，普通百姓有之，如此，孫春平的作品人物畫廊就更加豐富開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