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這種曆史背景，我們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為儒家是一個居於矛盾的兩極之間的緩衝階層的後備軍，所以他們最忌矛盾的統一，矛盾統一了，沒有主奴之分，便沒有緩衝階層存在的餘地。他們也不能偏袒某一方麵，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強，有壓倒對方的能力，緩衝者也無事可做。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勢均力敵的局麵中和平相處，而切忌“同”於某一方麵，以致動搖均勢。
因為動搖了均勢，便動搖自己的地位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講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間的一種人。中庸之道，對上說，愛惜奴隸，便是愛惜自己的生產工具，也便是愛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對下說，反正奴隸是做定了，苦也就吃定了，隻要能少吃點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還是那站在中間，兩邊玩弄，兩邊鎮壓，兩邊勸諭，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憲章文武，尤其夢想周公，無非是初期統治階級的奴隸管理政策，符合了緩衝階層的利益，所謂道統者，還是有其社會經濟意義的。
可是切莫誤會，中庸決不是公平。公平是從是非觀點出發的，而中庸隻是在利害上打算盤。主奴之間還講什麼是非呢?如果是要追究是非，勢必牽涉到奴隸製度的本身，如果這製度本身發生了問題，哪裏還有什麼緩衝階層呢?顯然的，是非問題是和儒家的社會地位根本相抵觸的。他隻能一麵主張“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一麵用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論，維持現有的秩序（既成事實），然後再苦口婆心的勸兩麵息事寧人，馬馬虎虎，得過且過。我疑心“中庸”之庸字，也就是“附庸”之庸字，換言之，“中庸”便是中層或中間之傭。
自身既也是一種傭役（奴隸），天下哪有奴隸支配主人的道理？所以緩衝階層的真正任務，也不過是懇求主子刀下留情，勸令奴才忍重負辱，“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天秤上的碼子老是向重的一頭移動著，其結果，“中庸”恰恰是“不中庸”。可不是嗎?“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的！”果然你辭了爵祿，蹈了白刃，那於主人更方便（因為把勸架的人解決了，奴才失去了掩蔽，主人可以更自由的下毒手），何況爵祿並不容易辭，白刃更不容易蹈呢?實際上緩衝階層還是做了幫凶，“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的作風實在是緩衝階層的唯一出路。孔子喝令“小子鳴鼓而攻之！”是冤枉了冉求，因為孔子自己也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冉求又怎能餓著肚子不吃飯呢!
但是，有了一個建築在奴隸生產關係上的社會，季氏便必然要富於周公，冉求也必然要為之聚斂，這是曆史發展的一定的法則。這法則的意義是什麼呢?恰恰是奴隸社會的發展促成了奴隸社會的崩潰。緩衝階層既依存於奴隸社會，那麼冉求之輩替主人聚斂，也就等於替緩衝階層自掘墳墓。所以畢竟是孔子有遠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冉求是自己給自己毀壞青山啊!然而即令是孔子的遠見也沒有挽回曆史。
明白了這種曆史背景，我們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為儒家是一個居於矛盾的兩極之間的緩衝階層的後備軍，所以他們最忌矛盾的統一，矛盾統一了，沒有主奴之分，便沒有緩衝階層存在的餘地。他們也不能偏袒某一方麵，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強，有壓倒對方的能力，緩衝者也無事可做。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勢均力敵的局麵中和平相處，而切忌“同”於某一方麵，以致動搖均勢。
因為動搖了均勢，便動搖自己的地位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講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間的一種人。中庸之道，對上說，愛惜奴隸，便是愛惜自己的生產工具，也便是愛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對下說，反正奴隸是做定了，苦也就吃定了，隻要能少吃點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還是那站在中間，兩邊玩弄，兩邊鎮壓，兩邊勸諭，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憲章文武，尤其夢想周公，無非是初期統治階級的奴隸管理政策，符合了緩衝階層的利益，所謂道統者，還是有其社會經濟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