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盡可能收集傳主資料，作好傳記寫作的準備工作。我在1996年12月在北大舉行的中外傳記討論會，以及1997年在張家界舉行的中外傳記討論會上，兩次聽著名作家葉永烈先生說：“寫傳記，七分采訪，三分寫作。”他的經驗之談非常正確。寫傳記，必須收集相關資料，文字的，口頭的，正麵的，不同意見的，都需要收集，否則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或者胡編亂造，離開傳記的寫作原則了。我盡可能吸收蔣風老師自己寫的回憶生平的文章，因蔣老師自己是詩人，是散文家，他本人的文筆好。我大都原文引用，或參考其內容，改第一人稱為第三人稱。我有利的條件，可以直接到蔣風老師家訪問聊天。還就近訪問熟悉蔣風老師的同事、學生等。據前人的經驗，單憑傳主本人的回憶和口述，有時也不一定準確可靠。因記憶會遺忘或記錯，這並非是故意的；或礙於傳主自己的麵子，有的多說，有的少說，有的不說，這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對傳主盡量保持客觀的立場，希望能實現我對傳記寫作實踐的初衷。
我根據已掌握的材料，先寫了個按年記事的《蔣風大事記》草稿，再寫了個小節目錄，作為寫作提綱。當然這是不完善的，所以在寫的過程中，邊寫邊調整，邊修改。對沒有把握的事情，我不寫進蔣風老師的傳記裏。
我寫蔣風傳有幾點感受。
一，從理論上說，傳記是靠事實說話的。
具體說傳記是有三部分事實組成的，即曆史背景事實、傳主本人經曆事實、傳主與他人交往事實。我就是按這三部分來收集蔣風的事實。我寫蔣風，曆史背景事實寫得簡單，因他是當代人，大家對當代史熟悉；他本人經曆事實，即事跡，是重點寫的部分；他與別人的交往事實，也寫了不少。偶爾也會把與他不認識的人寫進傳記，作為比較與陪襯。我有時往往聯想到自己過去比較熟悉的古人司馬遷和我非常景仰的已故複旦大學中文係朱東潤教授，所以在寫蔣風傳記時，不免有所聯係。我想到有所成就的古人、今人，盡管所處時代不同，或者互相不認識，但在為人處世上，他們有某些共同點，如都非常勤奮，他們能最後戰勝自己，為社會，為曆史作出了貢獻。所以在蔣風傳記裏，我就把傳主與傳外的人聯係起來，這樣是否可以讓讀者也可以做個比較和聯係，擴大點理解傳主的思路。
二，好的傳記應該既有可讀性，又有可思性。
就是說傳記裏的人物故事比較吸引人，文字流暢，讀得下去；讀了某一部分，或全書，能引起讀者思想上有點思考，受到點啟示或振動。傳記要做到這兩點，我覺得還是很難的，要勉強過得去都有困難，要自己滿意更難了。難就難在首先人與事都要真實，不能虛構；我寫的蔣風的事自己沒有虛構，或許年份時間略有出入，有的事情寫得不具體，沒有條件核對。但我寫的總的是真實的；我想先保證傳記的真實，在此前提下力求結構的完整，努力寫出人物的形象和個性；蔣風個人的經曆比一般教師要曲折、甚至有點傳奇性。
三，傳記不僅要寫出傳主的生平經曆，更要對傳主的個性及其經曆盡傳記作者自己的認識作出解釋。
蔣風是位勇於把握自己命運的人。我曾經發表過《論司馬遷傳記文學的命運哲理》一文，後來編進自己主編的《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中，我說：“司馬遷在《史記》中突出地寫了敢於向命運挑戰的兩種人：一種是麵對際遇，敢於抓住不放的人；還有一種是麵對挫折，敢於發奮圖強的人。我覺得蔣風就是這樣勇於把握自己命運的人。尤其是他在幾次遭受挫折時，他的精神狀態總的是積極麵對，終於走出困境，取得成功。蔣風在大學是學畜牧獸醫、農業經濟的，以後成為兒童文學專家，隔行跨度很大，但他在專業學問和行政方麵都是有有目共睹的成就。他是如何取得成功的？這很值得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