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試裏麵有準備好的考桌，形狀好像現在的茶幾，高僅尺許，考生隻能盤膝而坐答題。對此，大多數人都感到不習慣，往往自製考桌帶進去，在一塊薄板上蒙上光麵細布當桌麵，用鐵條做成可以活動的四條腿，納於板背，支起來就是一張桌子。又用藤筐盛布箱，裏麵裝考具和其他用品，這個筐背進去放下來之後就是一塊椅子。也有人會買一塊可以折疊的桌子，進去後把原來的矮桌子當椅子用。這些準進士們個個穿的冠冕堂皇，背上卻背了一塊不倫不類的桌子，看起來確是滑稽得很。
考生們從童試到會試考的都是八股文，到了殿試終於不再繼續八股了，隻考時務策，即所謂“金殿射策”，限當日完成，不準繼燭。策題短則一兩百，長則千字，乾隆二十六年(1761) 定由讀卷大臣依時局的變化和朝政之需密議八條，然後欽定圈出四道為題。
四月二十一日，殿試臨軒發策。新貢士們袍服冠靴，按照會試的名次，單名東、雙名西排列在大殿兩策，和王公大臣們一起迎接皇帝駕臨。而後皇帝升殿，作樂鳴鞭，眾人行三跪九叩禮，之後禮部官員散發題紙，貢士們跪受。後來皇帝不來了，大家也樂得把這一套繁文縟節免了。考生進保和殿後自己找位置坐，先進去的占據前排，後排昏暗難以辨字，後到者多遷到殿前廊下，萬一遇到風雨則堪虞了。殿前有茶水供應，但是幹糧要自備。
馮友蘭在燕京大學工作時，校長吳震春乃翰林出身，和馮友蘭的父親恰是戊戌科會試的同年。吳震春閑暇告訴馮友蘭很多關於殿試的趣事，從中我們可以略窺清末時殿試的一些狀況。
首先是公然抄書，當時石印書已經很流行，攜帶也很方便，入場考試的貢士們個個從商人那裏買一些殿試專用的書，上麵密密麻麻地印有一些常見的策論問答題，“應試的人隻要把這些陳詞濫調拚湊成篇，就可以了。”那些監試的王公大臣雖為監試，實際上不過在殿上走來走去消耗時間，對貢士們抄書視而不見。
其次是隨地大小便，“進去要用一天工夫，可是連個小便的地方都沒有，如果要小便，就走下台階，在殿基旁邊小便。”（《三鬆堂自序》）
馮友蘭感歎說“這些都說明到了清朝末年，科舉製度腐朽到什麼地步”。老實 說，這一點我不敢苟同。近些年來，高中理科政治會考實行了開放式答卷，學生可以帶書本進去，被認為是一種進步，我看文科高考也應該推行。像殿試這種最高級別的考試，考的已經不是記憶而是素質，如果自己不懂得整合分析思考，書抄得再多也白搭。所以我覺得允許考生帶書進去貌似腐朽，實則順勢而為。至於小便，拉在殿外總比拉在殿內好吧？總不能在保和殿放幾百個尿壺！
殿試裏麵有準備好的考桌，形狀好像現在的茶幾，高僅尺許，考生隻能盤膝而坐答題。對此，大多數人都感到不習慣，往往自製考桌帶進去，在一塊薄板上蒙上光麵細布當桌麵，用鐵條做成可以活動的四條腿，納於板背，支起來就是一張桌子。又用藤筐盛布箱，裏麵裝考具和其他用品，這個筐背進去放下來之後就是一塊椅子。也有人會買一塊可以折疊的桌子，進去後把原來的矮桌子當椅子用。這些準進士們個個穿的冠冕堂皇，背上卻背了一塊不倫不類的桌子，看起來確是滑稽得很。
考生們從童試到會試考的都是八股文，到了殿試終於不再繼續八股了，隻考時務策，即所謂“金殿射策”，限當日完成，不準繼燭。策題短則一兩百，長則千字，乾隆二十六年(1761) 定由讀卷大臣依時局的變化和朝政之需密議八條，然後欽定圈出四道為題。
四月二十一日，殿試臨軒發策。新貢士們袍服冠靴，按照會試的名次，單名東、雙名西排列在大殿兩策，和王公大臣們一起迎接皇帝駕臨。而後皇帝升殿，作樂鳴鞭，眾人行三跪九叩禮，之後禮部官員散發題紙，貢士們跪受。後來皇帝不來了，大家也樂得把這一套繁文縟節免了。考生進保和殿後自己找位置坐，先進去的占據前排，後排昏暗難以辨字，後到者多遷到殿前廊下，萬一遇到風雨則堪虞了。殿前有茶水供應，但是幹糧要自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