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了，阿裏，我有個問題。你媽媽說你是去歐洲演出的時候認識你太太的，伯利恒沒有機場呀，你是怎麼去的？
阿裏：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在巴勒斯坦，我們沒有民用機場，也不能去以色列，所以去約旦坐飛機是唯一的選擇，我是從安曼出發坐飛機去歐洲的。
我：你用的是巴勒斯坦護照嗎？
阿裏：不，是約旦護照。你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很多地方並不承認巴勒斯坦護照，這是一件非常讓人沮喪的事情。我們雖然可以申請巴勒斯坦護照，但凡是出國，大家一般都會選擇用更便利的約旦護照。約旦政府能為我們提供臨時護照，唯一的麻煩就是臨時護照的有效期都隻有一年。
阿裏很平和地解釋了約旦臨時護照這回事，但我還是能感受出平靜下的沮喪和不甘。他慈愛地摸著女兒的腦袋，輕聲自言自語起來。
阿裏：我的寶貝以後不用經曆這些了，她有斯洛文尼亞護照。
我：阿裏，我有件有趣的事情告訴你。
阿裏：哦？
我：今天中午我去了你推薦我的那家餐廳吃felafa，我買了四個，那個大叔給了我六個。我和他確認是不是真的給我，他笑嘻嘻地指著我地方巾說：“看在阿拉法特的份上。”
阿裏：看來我母親真的是個預言家啊。
我：不僅如此呢，後來我回來的路上，路過一個禮品店，就進去轉了轉，臨走前那家店的老板硬是要把這個塞給我，我生怕他是要逼我買東西想推脫，他卻執意要我收下。他不會說英文，就拚命指著我的方巾，還豎起大拇指，我猜也是因為阿拉法特？
我從包裏掏出那個木質小雕刻，是個半個手掌大小的天使木雕，阿裏捏在手裏看了看，滿臉洋溢著微笑。
阿裏：你知道嗎？這個木頭不是一般的木頭，是我們這裏特有的橄欖木，象征和平。
我：和平……
阿裏：嗯，總有一天，會的。
離開伯利恒前我去的最後一個地方是那堵舉世聞名的隔離牆。以色列的那一麵是幹淨的灰色，而巴勒斯坦的這一邊則畫滿了塗鴉。在這些藝術家裏，最有名的就要數來自英國布裏斯托的Banksy。他是當今世上最具有神秘色彩和才華的塗鴉大師，自稱“藝術界的恐怖分子”，喜歡通過街頭塗鴉來表達自己對社會和政治的觀點。2005年他曾到訪巴勒斯坦，在隔離牆上留下了9幅畫。在那麵牆上，Banksy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留下了他們的情緒，有的是對以色列的憤怒，有的是對巴勒斯坦的同情，更多的是對和平的渴望。
那天傍晚我是坐公交車回耶路撒冷的，路過檢查站的時候，我和絕大多數的外國遊客都坐在車裏等以色列軍人檢查護照，而車上個別幾個有通行證的巴勒斯坦人則必須下車接受檢查。
耶路撒冷
抵達耶路撒冷後，我步行去打車點叫出租車，突然一輛老舊的小汽車駛過我跟前，車窗是開著的，裏麵坐著好幾個青年，一個青年突然喊：“Free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坦），我一時愣住，四處張望，心想他們在對誰喊。這時，車裏另一個青年對著我說：“我們喜歡你的圍巾。”語畢，那輛小車一溜煙走了，我這才注意到自己脖子上的阿拉法特方巾，也意識到了那些少年們一定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裔。
我打到了出租車，回Joph開的旅館，司機也是個阿拉伯裔。他不時回頭看坐在後座的我，終於在一個紅燈停車的時候，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姑娘，這圍巾收好，萬一讓猶太人看見了，揍你怎麼辦？”我對他說了聲謝謝，從脖子上拉下那方巾，雖然並不認同他的結論，但我還是領受了他的好意。這條白底黑紋的方巾掛在巴勒斯坦人的身上，象征的是革命與鬥爭；掛在我個中國姑娘的脖子上，隻不過是保暖而已。
安曼
離開了約旦河西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後，白底黑紋的方巾不再是個敏感的配飾。早晚天氣轉涼的時候，我都會佩戴在脖子上，偶爾路過安曼街頭的紀念品店，店員們會對我推銷約旦爆款方巾，款式和阿拉法特爆款幾乎一樣，唯一不同點是白底紅紋。
在安曼的一個黃昏，我在一家咖啡館裏歇腳，店裏隻有一個服務員，是個年輕帥氣的大男孩。在我點咖啡的時候，就看到他的眼神在我的方巾上停留了幾次，等到為我端來咖啡的時候，他又看了看我的方巾，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