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鍾後，我站在一個喧鬧的酒吧門口，視線穿過那些隨著音樂起舞的人群，在牆角盡頭的吧台邊，我看到了那張比五年前更黝黑了一些的臉。在這張臉上，沒有了五年前的迷茫、糾結、猶豫，他放肆地笑，與身邊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舉杯共舞。
O先生，你的確還在這裏。
後來的我，會這樣和別人講述O先生的故事
“一個我在柬埔寨認識的男人，十五歲就結婚了，後來離開家鄉到一個旅遊城市（暹粒）開了個餐廳，然後心就不定了。那個城市是它的國家接觸世界的窗口，男人通過形形色色、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重新了解外麵的世界，一次次對外麵的姑娘動心，他便越發不想回家。一次偶遇，我寫了一個他的故事。
五年後，我重新回到那個地方，就想知道那個男人是否還在那裏。我好奇，他究竟是會回家還是和一個外國姑娘跑了？到底會不會拋棄他的妻子呢？我費了一番功夫找到了他的店，然而老板卻換了人，經過打聽才知道，那個男人還在那座城市，換開了一家店，同時也換了老婆。新換的老婆並不是外國人，而是那座城市的姑娘。
原本以為，他會最終回歸童婚家庭，或者索性豁出去跟一個外國姑娘跑了。最終的結果雖然在意料之外卻也是情理之中。通過一個窗口了解了更大的世界，他已經不能接受曾經的童婚家庭，但是也沒有遠走高飛賭一把人生，他找了個和他一樣每天接觸著外麵世界的柬埔寨人。其實這樣的結局挺好的，他給了自己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說白了，就是找了個和當下的自己三觀一致的人。”
因為你說過，哪怕沒有結果，也不代表過程沒有意義
同樣是2017年初，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館裏見到了那個2013和我一起在慕尼黑啤酒節遊玩的她。她完成了學業，決定回上海定居。敘舊之餘，她說起了這些年歐洲的治安每況愈下，而這也是她和很多歐洲留學生選擇回國的重要因素。
“2015年就像一個治安分水嶺，那之前的歐洲和那之後的歐洲完全是兩個模樣。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被一個難民跟蹤了二十多分鍾，當時腦子裏就一個想法——讀完了書馬上回家！”
“你報警了嗎？”
“報警了，警察來了解情況後問我要不要備案，我絲毫沒有猶豫就去備案了。你知道嗎，因為那天我想到了你。”
“哦？”
“還記得我們在德國啤酒節遇到的事情嗎？那之後我和父母聊天說到這件事，我還說你這個朋友正義感爆棚，有時候不免小題大做。我父母當時就說我不應該這樣想，因為你做得很對。出門在外，如果都不為自己去爭取公平對待，又有誰會為你說話呢？後來每次遇到可疑情況我都會報警備案，雖然備案會多費一點時間，但是我知道那是有意義的。當警局看到一個地區有很多可疑事件的備案，自然會加大警力。”
十分鍾後，我站在一個喧鬧的酒吧門口，視線穿過那些隨著音樂起舞的人群，在牆角盡頭的吧台邊，我看到了那張比五年前更黝黑了一些的臉。在這張臉上，沒有了五年前的迷茫、糾結、猶豫，他放肆地笑，與身邊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舉杯共舞。
O先生，你的確還在這裏。
後來的我，會這樣和別人講述O先生的故事
“一個我在柬埔寨認識的男人，十五歲就結婚了，後來離開家鄉到一個旅遊城市（暹粒）開了個餐廳，然後心就不定了。那個城市是它的國家接觸世界的窗口，男人通過形形色色、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重新了解外麵的世界，一次次對外麵的姑娘動心，他便越發不想回家。一次偶遇，我寫了一個他的故事。
五年後，我重新回到那個地方，就想知道那個男人是否還在那裏。我好奇，他究竟是會回家還是和一個外國姑娘跑了？到底會不會拋棄他的妻子呢？我費了一番功夫找到了他的店，然而老板卻換了人，經過打聽才知道，那個男人還在那座城市，換開了一家店，同時也換了老婆。新換的老婆並不是外國人，而是那座城市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