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為了實現這“兩個超越”，他竟耗費了多少心血，曆經何等艱辛啊？隻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遍，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曆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背負上從儒家那裏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之後，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巨細無遺的羅網，任憑你有孫悟空那樣的衝天本領，也難以掙破網眼，逃逸出去；何況，他自己還要主動地參與結網，刻意去做那“綴網勞蛛”呢！隨著讀書漸多，理路漸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終極追求，便像定海神針一般把他牢牢地鎖定在無形的煉獄裏。
歌德老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性格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這恐怕不是一個“遺傳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還應從環境和教養方麵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曆史文化積澱，已經為他做好了精巧的設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曆史、認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構了，最終成為曆史和時代的製成品。於是，他本人也就像曆史和時代那樣複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了悖論。這樣一來，他也就作為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作為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地告別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其悲劇性的人生命運。
二
這種無形的煉獄，是由他自己一手鑄成的。其中的奧蘊無窮，但一經勘破，卻也十分簡單：要實現“兩個超越”，就必須跨越一係列的障礙，麵對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這也就是他進退維穀，跋前疐後，終生抑塞難舒，身後還要飽遭世人訾議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麵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你能夠甘於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聖人早就教誨了：“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這個嚴峻的課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對於古代盈虛、禍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樹大招風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著顛危之虞、殺身之禍。
他一生的主要功業在鎮壓太平軍方麵。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滅頂的慘敗，眼看著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於一旦，一時百憂交集，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後，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並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隻好“打掉門牙肚裏吞”。正如他所自述的：“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濱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為了實現這“兩個超越”，他竟耗費了多少心血，曆經何等艱辛啊？隻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遍，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曆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背負上從儒家那裏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之後，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巨細無遺的羅網，任憑你有孫悟空那樣的衝天本領，也難以掙破網眼，逃逸出去；何況，他自己還要主動地參與結網，刻意去做那“綴網勞蛛”呢！隨著讀書漸多，理路漸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終極追求，便像定海神針一般把他牢牢地鎖定在無形的煉獄裏。
歌德老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性格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這恐怕不是一個“遺傳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還應從環境和教養方麵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曆史文化積澱，已經為他做好了精巧的設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曆史、認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構了，最終成為曆史和時代的製成品。於是，他本人也就像曆史和時代那樣複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了悖論。這樣一來，他也就作為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作為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地告別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其悲劇性的人生命運。
二
這種無形的煉獄，是由他自己一手鑄成的。其中的奧蘊無窮，但一經勘破，卻也十分簡單：要實現“兩個超越”，就必須跨越一係列的障礙，麵對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這也就是他進退維穀，跋前疐後，終生抑塞難舒，身後還要飽遭世人訾議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麵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你能夠甘於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聖人早就教誨了：“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這個嚴峻的課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對於古代盈虛、禍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樹大招風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著顛危之虞、殺身之禍。
他一生的主要功業在鎮壓太平軍方麵。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滅頂的慘敗，眼看著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於一旦，一時百憂交集，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後，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並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隻好“打掉門牙肚裏吞”。正如他所自述的：“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濱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