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獲取勝利之後又怎樣呢？撲滅太平天國，兵克金陵，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位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按說，這時候應該一釋愁懷，快然於心了。可是，他反而“鬱鬱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後麵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同是一種苦痛，卻有不同層次：過去為求勝而不得，自是困心恒慮，但那種焦苦之情常常消融於不斷追求之中，裏麵總還透露著希望的曙光；而現在的苦痛，是在曆經千難萬險終於實現了勝利目標之後，卻發現等待著自己的竟是一場災禍，而並非預期的福祉，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
到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清楚了，盡管他竭忠盡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因其用兵過久，兵權太重，地盤忒大，朝廷從長遠利益考慮，不能不視之為致命威脅。過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東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對付太平軍非他莫屬。而今，席卷江南、飆飛電舉的太平軍已經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隨時都能問鼎京師的，是以湘軍為核心的精強剽悍的漢族地主政治、軍事力量。在曆史老人的撥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個燒餅，湘軍和太平軍調換了位置，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實，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從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總體戰略出發，采取多種防範措施，一麵調兵遣將，把守關津，防止湘軍異動；一麵蓄意扶植淮軍，從內部進行瓦解，限製其勢力的膨脹。破城後，清廷立即密令親信以查閱旗營為名，探察湘軍動靜。當日鹹豐帝曾有“克複金陵者王”的遺命，可是，慶功之日，曾氏兄弟僅分別獲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膽戰的是，湘軍入城伊始，即有許多官員彈劾其紀律廢弛，虜獲無數，殘民以逞。清廷下詔，令其從速呈報曆年軍費開支賬目。打了十幾年爛仗，軍餉一毫不撥，七拚八湊，勉強維持到今日。現在，征袍上血漬未幹，卻拉下臉子來查賬，實無異於頒下了十二道金牌。聞訊後，曾國藩憂憤填膺，痛心如搗。“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現。此時心跡，他已披露在日記中：“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
對於清廷的轉眼無恩，總有一天會“卸磨殺驢”，湘軍眾將領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擁立”之念。據說，曾氏至為倚重的中興名將胡林翼，幾年前就曾專函探試：“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看後惶恐駭汗，悄悄地撕個粉碎。湘軍集團第二號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寫一聯，故意向他請教：“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閱後，將下聯的“似”改為“未”，原封送還。曾的幕僚王闓運在一次閑談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虜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嚇得不敢開腔，隻是手蘸茶汁，在幾案上有所點畫。曾起立更衣，王偷著看了一眼，乃是一連串的“妄”字。
其實，曾國藩對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麼死心塌地的愚忠，隻是，審時度勢，不敢貿然孤擲，以免斷了那條得天地正氣、做今古完人的聖路。於是，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繼續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斷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軍之後，主動奏請將自己一手創辦並賴以起家的湘軍五萬名主力裁撤過半，並勸說其弟國荃奏請朝廷因病開缺，回籍調養，以避開因功遭忌的鋒芒。他說：“處大位大權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漸可以收場耳。”這兩項舉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卻又有些礙口的，見他主動提出，當即予以批準。還賞賜曾國荃六兩人參，卻無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傷心至極。
三
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內聖外王”，既建非凡的功業，又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麵的超越。那麼，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麵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麵是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惕懼。
去世前兩年，他曾自撰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上聯揭示內心的衷曲，還算寫實；下聯則僅僅是一種願望而已，哪裏有什麼“坦坦蕩蕩”，恰恰相反，倒是“淒淒、慘慘、戚戚”，庶幾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闕失勢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恥笑的把柄勢必越積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合乎聖訓，中規中矩。在這麼多的“心中的魔鬼”麵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他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說函劄之類本來就是寫給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記，他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既為內心的獨白，就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生前歿後，必然為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會廣泛流布於世間，因此，下筆至為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騭，絕少涉及，為的是不致遭惹麻煩，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裏麵倒是記載了個人的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他都要痛自悔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裏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於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
他在日記裏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脈把得很準，治療也是對症的，應該承認，他的頭腦非常清醒。隻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無異於放了一陣空槍，最後，依舊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賞蘇東坡的一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可是，也就是止於欣賞而已。假如真的照著蘇東坡說的做，真的能在一個“淡”字上著意，那也就沒有後來的曾國藩了，自然，也就再無苦惱之可言了。由於他整天憂懼不已，遂導致長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為他開了一個藥方，他打開一看，竟是十二個字：“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嚐不懂得黃老之學可療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標的驅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萬世師表，怎麼可能淡泊無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