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真正有意識地將目錄作為研究對象的，還要數宋代的鄭樵，他的《通誌·校讎略》是具有理論開創性的著作；而真正能夠代表我國傳統目錄學成就的，無疑是清代學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這部智慧的著作，即便在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感到勝義紛呈，精彩絕倫。近代以來，在目錄學上造詣最精深的，要數餘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發微》和《古書通例》這兩部著作，尤其在古書通例的研究上，餘先生的成就已經卓然超出前人，而且其結論基本上已經被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獻所證明，令人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見。
可惜餘先生的著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上，對於今天的普通讀者來說，恐怕都已經不太好懂。來新夏先生的這部《古典目錄學淺說》，原是他在南開大學等高校曆史係針對初學者的入門講義，因此，其重點放在敘述古代目錄著作的類別體製、編撰過程和曆史演變上；紮實嚴謹，又簡明樸實，初學者正可以由此了解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後麵還專列一章，講述目錄學與分類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等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對於初涉我國傳統學術的讀者，無疑也會有很大幫助。如果讀者也想同時了解一點學術史，那麼，也可以再讀讀北大中文係高路明先生的《古籍目錄與學術源流》，那也是一部簡明扼要的著作，值得參考。
最後，再稍稍談一點傳統目錄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古書類例的問題，希望能引起讀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歡迎大家批評。
由於目錄著作中的學術史觀點常常是通過對於圖書的分類來體現的，如鄭樵所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通誌·校讎略》）。因此，以前的目錄學著作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分類法的變遷上：從《七略》的六分法開始，到西晉甲乙丙丁四部分類法的出現，再到《隋書·經籍誌》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確立，最後是《四庫全書》集四部分類法之大成。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條線索，不過，我總認為，從六分法到四分法，雖然有合理的成分，但絕不是理想的分類，甚至遠不能概括學術演變的總體格局。例如《七略》的六分法，實際由兩大部分組成，前三類六藝、諸子、詩賦，是人文學科，後三類兵書、術數、方技，是實用學科，四分法砍掉了後麵一半，把後三類一股腦兒都劃入子部，明顯是輕視實用技術，子部實際上成了一個大雜燴。這至少引起兩方麵的問題：
一是四分法本身的子部與集部的矛盾。子部與集部其實都是古人的文集，其區別在於子部重思想，集部重辭章。這是繼承了《七略》區分諸子略與詩賦略的思想。但自從子部變成這樣一個大雜燴，諸子的概念基本上就變成了以時代為限，後世雖然也有以思想為主的子書，但基本上都被劃入了集部。因此四分法的子部變成了大雜燴，集部也難以區分思想和辭章。以致餘嘉錫先生有古之諸子即後世之文集的說法。這對造成我們思想上厚古薄今的傳統恐怕不能說沒有關係。
不過，真正有意識地將目錄作為研究對象的，還要數宋代的鄭樵，他的《通誌·校讎略》是具有理論開創性的著作；而真正能夠代表我國傳統目錄學成就的，無疑是清代學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這部智慧的著作，即便在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感到勝義紛呈，精彩絕倫。近代以來，在目錄學上造詣最精深的，要數餘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發微》和《古書通例》這兩部著作，尤其在古書通例的研究上，餘先生的成就已經卓然超出前人，而且其結論基本上已經被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獻所證明，令人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見。
可惜餘先生的著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上，對於今天的普通讀者來說，恐怕都已經不太好懂。來新夏先生的這部《古典目錄學淺說》，原是他在南開大學等高校曆史係針對初學者的入門講義，因此，其重點放在敘述古代目錄著作的類別體製、編撰過程和曆史演變上；紮實嚴謹，又簡明樸實，初學者正可以由此了解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後麵還專列一章，講述目錄學與分類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等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對於初涉我國傳統學術的讀者，無疑也會有很大幫助。如果讀者也想同時了解一點學術史，那麼，也可以再讀讀北大中文係高路明先生的《古籍目錄與學術源流》，那也是一部簡明扼要的著作，值得參考。
最後，再稍稍談一點傳統目錄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古書類例的問題，希望能引起讀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歡迎大家批評。
由於目錄著作中的學術史觀點常常是通過對於圖書的分類來體現的，如鄭樵所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通誌·校讎略》）。因此，以前的目錄學著作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分類法的變遷上：從《七略》的六分法開始，到西晉甲乙丙丁四部分類法的出現，再到《隋書·經籍誌》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確立，最後是《四庫全書》集四部分類法之大成。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條線索，不過，我總認為，從六分法到四分法，雖然有合理的成分，但絕不是理想的分類，甚至遠不能概括學術演變的總體格局。例如《七略》的六分法，實際由兩大部分組成，前三類六藝、諸子、詩賦，是人文學科，後三類兵書、術數、方技，是實用學科，四分法砍掉了後麵一半，把後三類一股腦兒都劃入子部，明顯是輕視實用技術，子部實際上成了一個大雜燴。這至少引起兩方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