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四分法本身的子部與集部的矛盾。子部與集部其實都是古人的文集，其區別在於子部重思想，集部重辭章。這是繼承了《七略》區分諸子略與詩賦略的思想。但自從子部變成這樣一個大雜燴，諸子的概念基本上就變成了以時代為限，後世雖然也有以思想為主的子書，但基本上都被劃入了集部。因此四分法的子部變成了大雜燴，集部也難以區分思想和辭章。以致餘嘉錫先生有古之諸子即後世之文集的說法。這對造成我們思想上厚古薄今的傳統恐怕不能說沒有關係。
二是術數、方技之學在後世的地位受到忽視，這是很不應該的。因為這些東西關係到古人生活與思想的各個方麵，對古人的生活關係最密切，而且涉及到道教、佛教等宗教問題。這是一個連續的傳統，從古至今，幾乎沒有中斷過。這種對關乎實用技術和民生問題的著作的偏見，明顯受到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影響。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身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代的劉向劉歆父子那裏，這些著作還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不能不說，這也跟學者的識見有關。
另外，古人的目錄著作，大多是對現存圖書的分類，有其實用性的一麵，因而在目錄類例的劃分上，的確也會考慮各個類例之間數量上的平衡問題。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數量上的平衡，往往也能反映學術上的變化，甚至是非常重要的變化；如果忽視這種數量上的考慮，很可能會讓我們看不到學術史上的某些質的變化。例如四分法中的史部，在《七略》中隻是作為六藝略中《春秋》小類的附屬，今人一般認為，這是因為當時史書的數量不大，不足以獨立為一類；而魏晉時期史學大發展，史學著作大量產生，所以史部需要單列一類。這種看法我認為是有問題的。史部之所以獨立，固然有數量上的考慮，但同時也反映了西漢以後關於“史”的觀念的變化。“史”在西漢以前的傳統中，是作為“天官”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內容遠遠超過後世所謂的政與事。李零先生已經指出，後人列在史部的著作，在《七略》中並不隻是附屬於《春秋》類，其他還有《尚書》類（包括著名的《逸周書》），還有術數略的曆譜類（如《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8年第2版，第280頁）。實際上，古代的典章製度、檔案文書、天文曆法、巫祝占卜，都屬於史的範疇。這種史學理念可以用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語來概括（司馬遷就是秉持這樣的理念來撰寫《史記》的）。因而，《七略》沒有單獨的史部，正是反映了這個學術傳統。魏晉以後，由於史的觀念逐漸固定在史事與製度上，同時也湧現了很多撰寫當時曆史的著作，因而可以跟其他的學術區分開來，獨立為一大類。
與此相似的，還有《七略》中的詩賦略與《詩經》的關係。餘嘉錫先生就說過：“以《七略》中史部附《春秋》之例推之，則詩賦本當入六藝《詩》家，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其所以自為一略者，以其篇卷甚多，嫌於末大於本，故不得已而析出。此乃事實使然，與體製源流之說無與也。”（餘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64頁。）餘先生的看法也值得商榷，因為詩賦雖然與《詩經》同源，但從《詩經》到《楚辭》以後的詩賦，之所以會有數量上的膨脹，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重視和欣賞辭章這一變化，關係到今天意義上的文學觀念的起源問題，不容忽視。說它“與體製源流之說無與”，是我所難以認同的。
因此，研究目錄學，我們可能既要以傳統目錄學的類例分合為依據，不但重視大類的分合，也要重視小類的分合；更要超越這種類例，從學術史、社會史本身的發展演變出發，來重新分析和總結，也許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徐剛
2014年1月1日夜，書於客旅
1月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