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甩開我的手倉皇遠去。
我寫詩寫到那年秋天，愛情還毫無進展。有天中午，我挾著書本去曆史樓上公共課，穿過林蔭道的時候，一些葉片在撲簌簌地落下來。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了無生趣。我想，或許真的該歇歇了。
那天下課後，我從教室裏出來，天快下雨了，我就趕緊往宿舍方向跑。在我繞近道穿過田徑場的時候，我看見友琳正在上體育課，進行八百米測驗。跑道上友琳在跑，她落在了最後麵。我看了一會兒。她從我邊上氣喘籲籲地過去。我聽到了她的喘息。她右手插在腰裏，臉色蒼白。她好像快要跑不動了。我就向她招手：“友琳，慢一點。”
接著我發現自己在內場小步跟著她跑，一邊揮手喊：“友琳，慢一點，慢一點。”她臉色蒼白，轉過頭來對我說：“別煩我，我在測驗，別煩我。”
她們班的女生和體育教師都對我哈哈大笑。友琳突然停了下來，氣喘籲籲地給了我一個白眼。
大雨就是在這時從天而降。我抹著臉上的雨水，就像抹著初戀的眼淚。
撒手之後，我在實驗室的瓶瓶罐罐之間狂補作業，我擺弄著那些瓶子，做“反應熱效應的測定”，我的情緒需要來一段冷卻。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宿舍裏的哥們都去看電影了，我拿起書包正準備去實驗室。我聽到樓下有人叫我。我一看，是友琳正仰臉看著我們的窗子。
她上樓來，站在門口的走廊上問我晚上是不是空著，她們文學社請了個上海“撒嬌派”詩人來辯論，請我去聽。
她從書包裏拿出一張表格遞給我說，你來參加我們文學社吧，你的詩確實是越寫越好了。
走廊上晾曬的衣服在滴水，一些男生從我們身邊走過去。我說我已歇筆了，你這麼誇我是想讓我還有點麵子吧。她眼裏突然有了點他媽的悲憫。她嘀咕，我可沒這麼想，我是跟你說真的哪，你寫的詩是在進步。
她告訴我，其實她每天早晨從信箱裏取出它們時都留意到了這種進步，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就像注意到一個人每天都在長高，就像看一個人的作業成了習慣。她說，你來參加我們的文學社吧。
我說，你不是在說你喜歡上了批改我的作業吧？
她咯咯地笑起來，混充老練的樣子輕揚了一下頭發，告訴我可能是吧，不過嘛，進步是進步，但她還是有種對不上號的感覺，因為她實在想象不出那些書麵語句從我嘴裏說出來時的樣子，所以她無法確認寫詩那一刻的我和真正的我是不是同一個人。她說，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嗎？
她繞得像麻花一樣的話我當然不懂。我想，她是想說看扁了我呢，還是想特深刻地指明我們做不成朋友但可以做詩友的道理？
總之我不懂。但我還是興高采烈地跟著她去了那個講座，也去了以後的幾個講座。
一個月後，她和我混在了一起。她成了我的女友，我們成了1987年“戀愛潮”中無數情侶中的一對。我們的同學都傻了眼。
說真的，我也傻了眼。而她說，是看著我可憐，因為那天我一把一把抹著臉上的雨水就像抹著眼淚，所以看著可憐。
她讓我傻眼很正常，因為我跟不上她的節奏。其實，後來我也一直不太找得準她情緒的轉換點。這就像那個年代接踵而至的浪潮。
那是青春起潮的日子，她會在夜晚校園的角落裏，突然抱著我的臉狠狠地吻我並莫名流淚，也會突然莫名煩躁地踢我幾腳說她很煩，但又不知是哪兒煩了；她喜歡我在竹林的磚堆後麵，死死地抱緊她，但她也會突然幾天不理我，讓我找不到北。我承認我跟不上她的節奏。我狠命地跟，沉溺在驚乍和興奮中。
她眉眼間有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衝動和文學小布爾喬亞的氣質。她愛談人生，愛附庸一切遙遠的事。她的腦袋裏每天都需要蹦出很多指令，讓自己和周圍的人處於亢奮狀態。和她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們趕一場場講座的場子，追一部部外語片，關心過遙不可及的東西。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階梯教室後麵看友琳他們為學校藝術節排話劇。室友鍾向陽進來把我叫到門外。他指著台階下的一瘦高個兒，說是找我的。
那人留著半長的頭發，背著一個人造革大旅行包和一把吉他，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下子沒認出他是誰。他走過來給了我一個擁抱。他說：“嘿，還認識我嗎？”
豬鼻頭老蔣。
我興奮地推了他一掌。好多年沒見了，我哥中學同學老蔣渾身汗酸味地站到了我的麵前。我記得他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了石家莊一家工廠。他把背上的大包往地上一擱，仰臉向夜空舒了口氣，說：“我要去海南啦，今天來你這兒投奔一夜。”
1988年下海南的千軍萬馬把我們學校當作了驛站，老蔣就是他們中的一員。這些滿臉狂熱而又心事重重的家夥，擠在沙丁魚罐頭似的車廂裏顛簸而至，在我們這兒喘口氣，再坐輪船去天涯海角。
友琳走過來，好奇地看著我這老鄉和那把吉他。我告訴老蔣這是我女友。老蔣眯著眼對我們笑著，然後伸手擰了一把我的耳朵，說，嘿，搞得很活嘛。
這老蔣曾是我哥中學班裏有名的蔫蛋，那時他書包裏藏著本《少年維特的煩惱》，他對所有笑話他的男生辯解：“大段大段的抒情，大段大段的抒情哪。”而現在，幾年不見他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範兒，不時甩著額前長長的頭發，視線飄在你頭頂上方，像浪跡而來的獨客，心不在焉，而又真情無限。
你在海南找了個什麼工作？友琳問他。他說，還沒找哪，去了再說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