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之江這樣的曾經輝煌的教會大學的消失感到惋惜，的確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我以為，近年來中國的大學發展不盡如人意的其中的一個緣由，就是政府高度壟斷高等教育的各種資源和權利所致。雖然這些年政府已經部分開放了民間資本辦學，但中國的大學的生態依然過於單一，因為壟斷必然產生惰性，同時也必然會影響高等教育的良性競爭和發展。可這並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唯一的目的，我還想透過施蟄存的經曆來談談當年大學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施蟄存實際上隻在之江讀了1922年一個學年的英文，因為參加非宗教同盟，與之江這所教會大學的規定有悖，他隻好選擇自動退學。但他退學並未失學，1923年秋他隨即就轉入了上海大學中文係就讀，而一年後的1924年秋他又轉到大同大學學習英文，但再一年後，由於想到法國留學，他於1926年秋再轉去了震旦大學學法文。大學四年，施蟄存居然轉了四個大學，學了英文，中文，法文三個專業。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不是天方夜譚，也是匪夷所思。因為時至今日，大學生們想自由的轉專業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要說轉學了。從1987年起到現在，我一直在大學裏生活和工作，可很少聽說過有哪個學生轉過學，更不要說轉好幾個大學了。
而且，更耐人尋味的是，施蟄存並未譴責他所就讀過的任何一所大學，在回憶錄中，他在談到自己轉學的理由時，有的是與學校推崇的信仰有別，如之江，有的是與自己的興趣有別，如大同等。而施蟄存這樣的例子並非孤例，如果考察一下那個時代畢業的大學生，有很多人因為各種原因都上了不止一所大學。像施蟄存一樣，同在之江駐足，後又離開的就還有鬱達夫，吳晗等人。同樣，那些大學也都沒對這些學生的“流失”感到“痛悔”，因為那時候的大學也都由自己的辦學理念，對不適合自己的學生自然也不必“委曲求全”。
這幾年，我們開始逐漸意識到大學辦學自由的重要性，但遠未考慮到學生學習的自由的重要性，如自由轉專業的自由，還有轉學的自由。其實，大學辦學的自由是與學生學習的自由聯係在一起的，如果隻有大學辦學的自由沒有學生學習的自由，這種自由就等於沒有。說到底，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而不是為了像大金牙一樣裝潢國家的門麵，為學生考慮，滿足學生學習的自由，千方百計使學生成才，才是大學的辦學之本。
我覺得，這也是這十幾年來大學生“考研熱”持續不斷升溫的重要原因。前些年輿論惡炒的“考研基地”問題，固然與這些“美譽度”不是很高的學校的學生想“改換門庭”或有一個好的就業去向有關係，可也與其中的學生沒有充分的學習的自由有關。若是擱在施蟄存那個年代，他們隻需轉學自己中意的專業或大學即可，但我們的高教製度卻把這條路堵死了，學生要想流動，就隻剩下了考研究生這一條路。這其間所造成的學生個人的人力與物力的浪費且不說，對國家的發展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因為學生雖入大學卻不能人盡其學，總不能說是個好大學或者好的製度。
2011-2-11於五角場。
為之江這樣的曾經輝煌的教會大學的消失感到惋惜，的確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我以為，近年來中國的大學發展不盡如人意的其中的一個緣由，就是政府高度壟斷高等教育的各種資源和權利所致。雖然這些年政府已經部分開放了民間資本辦學，但中國的大學的生態依然過於單一，因為壟斷必然產生惰性，同時也必然會影響高等教育的良性競爭和發展。可這並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唯一的目的，我還想透過施蟄存的經曆來談談當年大學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施蟄存實際上隻在之江讀了1922年一個學年的英文，因為參加非宗教同盟，與之江這所教會大學的規定有悖，他隻好選擇自動退學。但他退學並未失學，1923年秋他隨即就轉入了上海大學中文係就讀，而一年後的1924年秋他又轉到大同大學學習英文，但再一年後，由於想到法國留學，他於1926年秋再轉去了震旦大學學法文。大學四年，施蟄存居然轉了四個大學，學了英文，中文，法文三個專業。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不是天方夜譚，也是匪夷所思。因為時至今日，大學生們想自由的轉專業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要說轉學了。從1987年起到現在，我一直在大學裏生活和工作，可很少聽說過有哪個學生轉過學，更不要說轉好幾個大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