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更耐人尋味的是，施蟄存並未譴責他所就讀過的任何一所大學，在回憶錄中，他在談到自己轉學的理由時，有的是與學校推崇的信仰有別，如之江，有的是與自己的興趣有別，如大同等。而施蟄存這樣的例子並非孤例，如果考察一下那個時代畢業的大學生，有很多人因為各種原因都上了不止一所大學。像施蟄存一樣，同在之江駐足，後又離開的就還有鬱達夫，吳晗等人。同樣，那些大學也都沒對這些學生的“流失”感到“痛悔”，因為那時候的大學也都由自己的辦學理念，對不適合自己的學生自然也不必“委曲求全”。
這幾年，我們開始逐漸意識到大學辦學自由的重要性，但遠未考慮到學生學習的自由的重要性，如自由轉專業的自由，還有轉學的自由。其實，大學辦學的自由是與學生學習的自由聯係在一起的，如果隻有大學辦學的自由沒有學生學習的自由，這種自由就等於沒有。說到底，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而不是為了像大金牙一樣裝潢國家的門麵，為學生考慮，滿足學生學習的自由，千方百計使學生成才，才是大學的辦學之本。
我覺得，這也是這十幾年來大學生“考研熱”持續不斷升溫的重要原因。前些年輿論惡炒的“考研基地”問題，固然與這些“美譽度”不是很高的學校的學生想“改換門庭”或有一個好的就業去向有關係，可也與其中的學生沒有充分的學習的自由有關。若是擱在施蟄存那個年代，他們隻需轉學自己中意的專業或大學即可，但我們的高教製度卻把這條路堵死了，學生要想流動，就隻剩下了考研究生這一條路。這其間所造成的學生個人的人力與物力的浪費且不說，對國家的發展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因為學生雖入大學卻不能人盡其學，總不能說是個好大學或者好的製度。
2011-2-11於五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