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又何嚐不是他自己的追求和寫照呢？
1943年12月，在寫完《西潮》後，他寫信給正在美國擔任大使的胡適，希望胡適能幫忙校正以下其中的錯誤，順便也談起自己寫這本書的想法，一是想找點事做，二是希望能養家糊口，他的五個小孩都在學校讀書，靠他和妻子掙錢養活，所以，“如能摸幾文錢，使我全家的靈魂不與體魄分離，已是意外的收獲了”（同上，第291頁）。身為北大校長，困窘至此，讓人在同情之餘，也不禁為其品格感懷。
循此思想，在具體的辦學方針上，蔣夢麟曾在1923年3月擬定的《杭州大學意旨書》中，明確地作了表述，他指出辦大學有三難，三要。三難主要是當時的一些現實問題。三要則為他多年來辦學的經驗的總結。第一要是，圖書儀器需求豐富。這也是辦一個大學最基本的條件。而“師資不尊，不足以言重學術；待遇不豐，不足以言誌；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給，二要也。”這其中，還須有一個最根本的製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學術而有所顧忌，則真理不明；故保障學術自由，三要也”（同上，第231頁）。
蔣夢麟提出的這三要今天已成常識，但愈是常識，愈難做到，也更易淪為老生常談。這裏談一個蔣夢麟的很少被人談到的觀點，那就是他主張大學校園和建築的建設，如條件允許，寧可舍簡陋而取壯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大學者，有大樓之謂也。近年來，大家都把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那句大學不是有大樓而是有大師的說法掛在嘴邊，但大家都忘了，清華的校園建築在當年也是一流的。可能更少有人注意到蔣夢麟的這個講法。他的理由說簡單也不簡單，他認為如果學生在校時能在良好的環境裏養成良好的習慣，離校後即會以此改良自己的起居。這也倒不失為改良社會的良法。這也是為什麼歐美的大學大多為高樓宏宇的原因。
在談到大學的發展時，蔣夢麟特別指出，“學術機關之長成，為有機的生長。人材經濟有限，匽苗助長，適足以害之。同人等之方針，以專精為主。故但求縱的發展。不以鋪張門麵為事。故不求從橫的發展。與其多設各科，孰著專精一科......若不度經濟人才之能力，而貿然擴張，其腐敗可立而待”（同上，第234頁）。
他的這段話，對今天來說，也許更有現實意義。近年來，為成為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在“鋪張門麵”，學校內部增設若幹院係還是小事，動輒將幾個大學拚湊起來，成為無所不包的巨無霸大學的事也隨處可見。當事者更是好大喜功，似乎恨不得將中國所有的大學都並起來方才後快。此事若讓蔣夢麟看來，不知會作何感想？
傅斯年曾稱讚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元培，辦事卻比後者高明。這絕非恭維之辭，在那樣一個戰亂和政治紛爭不斷的年代裏，不會辦事是不行的，可是就是會辦事，也還是如履薄冰，曆盡千辛萬苦，方才得以艱難維持校政。除了各種學潮外，辦學經費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職員薪水是一件始終讓蔣夢麟感到痛苦和困擾的事情。他在1920年的一次對北大全體師生的演說中就當眾大倒苦水，原來，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個建築公司的巨款，對方來討，蔣夢麟隻能予以搪塞，後來建築公司實在沒辦法，隻得在中秋節前派人每天到蔣夢麟家裏來討債，蔣夢麟無奈，隻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們。
所以，在那個時代，不要說他想把北大建成一個有著“壯麗之校舍”的夢想不能實現，就是他想為北大建一個圖書館的願望也一再成為泡影，1922年11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之時，他向全校師生許諾，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圖書館，讓學生在開學後有個地方看書。但遺憾的是，1293年9月初，當學生們暑假後從全國各地趕回來上學時，卻連圖書館的影子都沒看見，蔣夢麟在北大開學儀式上，也隻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簡單，北洋政府已經八個月沒有給北大發放辦學經費了。當年辦學的不易，可見一斑。
這也許是50年代初院係調整後，北大遷到原燕京大學的校園的一個原因，因為，作為一所教會大學，燕京的校園無論是規劃還是建設，都比老北大要好得多。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偶然現象，由歐美所建設的教會大學，校園建築大都比國立大學要好，直到今天，有很多大學的校園，也都還是原來的教會大學，如南京大學所使用的就是原金陵大學的校園，這不僅僅是財力的問題，內中也與主事者的觀念有很大關係。這也就是蔣夢麟所批駁的國人對於起居之所所持的迂腐的觀念所致。
蔣夢麟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49年後，他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台灣，主持“中國農村聯合複興委員會”的工作，為台灣的土地改革作出了貢獻。一直到1964年去世，他都還擔任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董事長。但蔣夢麟也不是沒有遺憾。他曾言，學校的唯一生命就在學術事業，身為一個知識分子，他也總想在專業上有所成就，或有所著述。他雖是一個勇於任事也是一個辦事很高明的人，但在這一點他始終不能釋懷。在1932年12月他為自己的《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一書所作的序中，就談到了自己的這種不為人知的苦惱，“故自民十一年以來而至今日，或膺簿牘之煩，或受擾攘之苦，而與學問生活漸離漸遠，為時已十年了”（同上，第280頁）。1943年1月，他去信胡適，談戰後北大的建設方針，附帶也談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說自己因家人有長壽傳統，故估計自己還能活二十年，在這段時間裏，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書法，二是辦學校，三是寫英文，目的是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國”，但是，若精力不夠，就先去寫英文。這所謂的寫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筆耕不輟的那本用英文寫就的《東土西潮》（今多用《西潮》）。有意思的是，在這年年底給胡適的一封信裏，他在談到這本書的同時，也再次念叨起了自己家族的長壽傳統和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