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對陳銓也並不陌生。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讀大學時就已經知道了陳銓，但出現在我們所學習的現代文學史上的他卻是一個“反動文人”，其原因即在於他是四十年代擁護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戰國策”派的主將，而且，還寫下了歌頌國民黨特務抗日的話劇《野玫瑰》。這既是為虎作倀，也是為法西斯主義張目。不過，那時我們已經開始對教科書上的東西將信將疑，因為好奇，就找來他的《野玫瑰》翻了翻，雖然覺得《野玫瑰》裏的人物設置比較奇特，首先就是為抗日不惜使用“美人計”嫁給漢奸王立民的國民黨美女間諜“野玫瑰”夏豔華，其次，就是漢奸王立民不僅對夏豔華有情有義同時還愛女如命，還有就是王立民的內侄劉雲樵，這個家夥更出人意料，他竟然既是夏豔華的前男友也是個潛伏的國民黨特務，更不用說由這三個人的“三角戀”加上“諜戰”所掀起的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情節了。可當時我正處於那種讀書不求甚解的年齡，而且我對各種西方的哲學和文學理論更感興趣，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則停留在浮光掠影上，並不願深究。那時，校園很流行薩特，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書，而由三聯書店出版周國平翻譯的尼采的《悲劇的誕生》更是幾乎人手一冊。這不僅是由於尼采的文章猶如散文詩一樣優美，充滿了格言與警句，很對文學係的人的胃口，關鍵是他所倡導的那種酒神精神也很符合當時大家追求個性的需要。但可惜的是，當時我們並沒有把陳銓和尼采聯係在一起。當然，在那個時代，就是把陳銓和尼采聯係在一起，多半給人的印象也是負麵的。就像那時我們雖然知道“學衡”派，知道吳宓，可也是作為魯迅在《估學衡》中所貶斥的反麵角色出現的，“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決不會認為吳宓等人所倡導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精神有何可取之處。而老師給人的印象尚且如此，他的弟子陳銓就更不要說了。
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陳銓也曾是尼采的粉絲。從30年代起，他陸續寫了《從叔本華到尼采》（1936），《尼采與近代曆史教育》（1937），《尼采的思想》（1940）等多篇文章，以係統介紹尼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1940年4月，陳銓與一同任職於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好友雷海宗，賀麟，林同濟以及何永佶等人創辦了《戰國策》半月刊，主張在抗戰這樣的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要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而這個觀念背後就有尼采的影響，如《戰國策》的“啟事”中即言：“本刊自出版以來，蒙社會人士不吝指教，且拳拳以本刊主旨及發刊詞垂詢。本社同人，鑒於國勢危殆，非提倡及研討戰國時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無以自存自強。而‘大政治’例循‘唯實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發生作用，端賴實際政治之闡發，興乎’力’之組織，’力’之馴服，’力’之運用。本刊有如以’交響曲’（symphony），以’大政治’為’力母題’（leitmotif），抱定非紅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國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之途邁進。此中一切政論及其他文藝哲學作品、要不離此旨。”（季進，曾一果，《陳銓：異邦的借鏡》，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58頁）而從這段短短的文字裏，明顯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這其中既有尼采對“強力”的推崇，更有對其所言的“大政治”（great politics）的改造和引伸。從中亦可看出，陳銓希望在二十世紀這個新的“戰國時代”裏，中華民族能夠通過這場戰爭汰舊革新，激活我們這個老舊民族的生氣，如鳳凰涅槃一般重獲新生。這其實也是他的朋友們共同的心願，如雷海宗在《此次抗戰在曆史上的地位》裏亦認為，“這（抗戰）可說是我們休養生息了兩千年的元氣，至此拿出與亙古未有的外患相抗。”（溫儒敏，丁曉萍，《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165頁）而何永佶這位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把這個觀點說得更是形象，他在《大政治》一文中指出中國那種認為天下是個“信義和平”的世界是個“小政治”（low politics），或“金魚缸裏的政治”，但國際政治乃是“大海裏的政治”，即“大政治”，“不能偉大，便是滅亡”。中國已如離開魚缸的金魚，在大海裏麵對各種凶猛的海獅，海豹之類，自然當奮力抗爭。而在《戰國策》的一眾人等中，真正有能力將此“主旨”化為文藝作品的就是陳銓。作為吳宓的愛徒，早在清華讀書時陳銓就已顯示了自己的文學才能，後又出版了多部長篇小說，如《革命前的一幕》，《天問》等，他的那篇在抗戰中享譽一時的《野玫瑰》就是在此種背景下產生。
當然，我對陳銓也並不陌生。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讀大學時就已經知道了陳銓，但出現在我們所學習的現代文學史上的他卻是一個“反動文人”，其原因即在於他是四十年代擁護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戰國策”派的主將，而且，還寫下了歌頌國民黨特務抗日的話劇《野玫瑰》。這既是為虎作倀，也是為法西斯主義張目。不過，那時我們已經開始對教科書上的東西將信將疑，因為好奇，就找來他的《野玫瑰》翻了翻，雖然覺得《野玫瑰》裏的人物設置比較奇特，首先就是為抗日不惜使用“美人計”嫁給漢奸王立民的國民黨美女間諜“野玫瑰”夏豔華，其次，就是漢奸王立民不僅對夏豔華有情有義同時還愛女如命，還有就是王立民的內侄劉雲樵，這個家夥更出人意料，他竟然既是夏豔華的前男友也是個潛伏的國民黨特務，更不用說由這三個人的“三角戀”加上“諜戰”所掀起的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情節了。可當時我正處於那種讀書不求甚解的年齡，而且我對各種西方的哲學和文學理論更感興趣，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則停留在浮光掠影上，並不願深究。那時，校園很流行薩特，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書，而由三聯書店出版周國平翻譯的尼采的《悲劇的誕生》更是幾乎人手一冊。這不僅是由於尼采的文章猶如散文詩一樣優美，充滿了格言與警句，很對文學係的人的胃口，關鍵是他所倡導的那種酒神精神也很符合當時大家追求個性的需要。但可惜的是，當時我們並沒有把陳銓和尼采聯係在一起。當然，在那個時代，就是把陳銓和尼采聯係在一起，多半給人的印象也是負麵的。就像那時我們雖然知道“學衡”派，知道吳宓，可也是作為魯迅在《估學衡》中所貶斥的反麵角色出現的，“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決不會認為吳宓等人所倡導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精神有何可取之處。而老師給人的印象尚且如此，他的弟子陳銓就更不要說了。
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陳銓也曾是尼采的粉絲。從30年代起，他陸續寫了《從叔本華到尼采》（1936），《尼采與近代曆史教育》（1937），《尼采的思想》（1940）等多篇文章，以係統介紹尼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1940年4月，陳銓與一同任職於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好友雷海宗，賀麟，林同濟以及何永佶等人創辦了《戰國策》半月刊，主張在抗戰這樣的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要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而這個觀念背後就有尼采的影響，如《戰國策》的“啟事”中即言：“本刊自出版以來，蒙社會人士不吝指教，且拳拳以本刊主旨及發刊詞垂詢。本社同人，鑒於國勢危殆，非提倡及研討戰國時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無以自存自強。而‘大政治’例循‘唯實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發生作用，端賴實際政治之闡發，興乎’力’之組織，’力’之馴服，’力’之運用。本刊有如以’交響曲’（symphony），以’大政治’為’力母題’（leitmotif），抱定非紅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國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之途邁進。此中一切政論及其他文藝哲學作品、要不離此旨。”（季進，曾一果，《陳銓：異邦的借鏡》，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58頁）而從這段短短的文字裏，明顯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這其中既有尼采對“強力”的推崇，更有對其所言的“大政治”（great politics）的改造和引伸。從中亦可看出，陳銓希望在二十世紀這個新的“戰國時代”裏，中華民族能夠通過這場戰爭汰舊革新，激活我們這個老舊民族的生氣，如鳳凰涅槃一般重獲新生。這其實也是他的朋友們共同的心願，如雷海宗在《此次抗戰在曆史上的地位》裏亦認為，“這（抗戰）可說是我們休養生息了兩千年的元氣，至此拿出與亙古未有的外患相抗。”（溫儒敏，丁曉萍，《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165頁）而何永佶這位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把這個觀點說得更是形象，他在《大政治》一文中指出中國那種認為天下是個“信義和平”的世界是個“小政治”（low politics），或“金魚缸裏的政治”，但國際政治乃是“大海裏的政治”，即“大政治”，“不能偉大，便是滅亡”。中國已如離開魚缸的金魚，在大海裏麵對各種凶猛的海獅，海豹之類，自然當奮力抗爭。而在《戰國策》的一眾人等中，真正有能力將此“主旨”化為文藝作品的就是陳銓。作為吳宓的愛徒，早在清華讀書時陳銓就已顯示了自己的文學才能，後又出版了多部長篇小說，如《革命前的一幕》，《天問》等，他的那篇在抗戰中享譽一時的《野玫瑰》就是在此種背景下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