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陳銓應聯大學生劇團之請，在日本人飛機的轟炸聲中，躲進昆明的防空洞裏，用三天的時間把自己的短篇小說《花瓶》改為國民黨特工抗戰鋤奸的“軍事間諜”劇《野玫瑰》。當年8月，昆明國民劇社將其搬上舞台後，迅即獲得較好反響。陳銓的恩師吳宓看過之後也認為很好。因此1942年3月起，該劇又被重慶的劇團搬演，而此次影響更大，竟然一連上演十六場，觀眾幾達萬人以上。這在當時可謂盛況空前。據主演美女特工夏豔華的著名演員秦怡女士回憶，直到1961年她在中南海見到周恩來時，曾觀看過《野玫瑰》周仍盛讚其在《野玫瑰》中的表演，亦可見該劇影響之一斑。而陳銓本人也以該劇與曹禺的《北京人》和常書鴻的《油畫》等一同獲得當年教育部的年度學術獎的三等獎。獲一等獎的是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和馮友蘭的《新理學》，二等獎有金嶽霖的《論道》，劉開渠的雕塑等。但若論這些獎項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恐非陳銓的《野玫瑰》莫屬。這部戲之所以受人追捧，除了題材新穎，情節多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個性的複雜，尤其是漢奸王立民，他不僅不是個臉譜化的人物，還是一個性格飽滿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正是在他身上，體現了出了尼采的“強力意誌”，他直言，“我從小孩起，一直到現在最恨人可憐我！我有鐵一般的意誌，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個天下來。世界上的力量，能夠摧毀我的身體，不能夠征服我的內心。我要別人服從我，尊重我，我決不要人可憐我”。（於潤琦，《陳銓代表作》，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302頁）而在戲劇最後，王立民也並非由國民黨特工夏豔華和劉雲樵鏟除，卻是自己服毒自殺，也顯示出了他的追求“強力意誌”的欲望。至於為了鋤奸而變身為“無情女”的夏豔華也不無“超人”色彩。這也是陳銓該劇當年即引起爭議的重要原因。當時受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批評家反斥之為“裹著糖衣的毒藥”和“散播漢奸理論”，甚至要求取消教育部的學術獎勵並停演該劇。陳銓當然對此不以為然，一方麵漢奸王立民隻是他所創造的“個性人物”，另一方麵他隻不過是借漢奸王立民之口說出了他所服膺的尼采思想罷了。因為，既然敵人都服膺尼采思想，那我們的選擇當然也是唯有用更強大的“強力意誌”來戰勝他。舍此之外，難道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
陳銓不僅有自己的獨立的文學態度，更有自己獨立的人生的態度。作為一名戲劇家，陳銓也常用戲劇來思考和表達自己的生活立場。在1942年的《藍蝴蝶》的“序詞”裏，他特地引用了莎士比亞《皆大歡喜》第二場第7幕裏的台詞，“世界是一個舞台，人生是一本戲劇，誰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場，誰也不能在後台休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台詞也表明了陳銓本人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每個人都無法逃避被拋到世界上的命運，也都無法逃避人生這場戲劇。或許是這個台詞引起了當時人們的共鳴，當年，黎錦暉還特地為這段“序詞”譜曲，並由王人美演唱。那麼，既然如此，在世界這個舞台上我們該如何自處？對此，陳銓在《尼采與紅樓夢》裏明確地談到了自己的觀點：“人生是一場戲，既然粉墨登場，要想下場不易，戲院老板和觀眾，都不允許，你為什麼一定要固執不唱呢？尼采的想法，和曹雪芹不同。曹雪芹是主張不唱的，尼采不但主張唱，而且主張唱得異常熱鬧，異常精彩。到底人生的戲，應不應當唱，站在個人的立場，本來沒有什麼是非，站在戲園老板和觀眾的立場，恐怕就要讚成尼采，反對曹雪芹了。戲園老板就是“自然”，觀眾就是“社會”，自然賦予人類生命的力量，曹雪芹要壓製他，社會需要天才領導，曹雪芹要毀滅他，自然和社會，怎樣會高興呢？”（《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第289頁）可見，陳銓是讚同尼采的觀點的，不管人生這場戲劇是悲劇還是喜劇，是鬧劇還是正劇，都要選擇堅強堅持唱下去的，因為這是“自然”的力量，也即與生俱來的“強力意誌”的驅使，也是“社會”的要求。而這就是尼采所弘揚的酒神精神，即使人生是個悲劇，也要演好它。
可是現實的發展總是超越個人的想象。1949年，新中國建立。1952年院係調整，陳銓由同濟調南大外文係工作。此時，南大德文係作為全國除北大外僅有的兩家德文係之一，除了原來就在南大任教的商承祖，張威廉外，因並入了同濟和複旦德文係的師資，如陳銓，廖尚果等人，師資力量之強，可謂一時之選。而對於陳銓這位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南大也相當重視，除讓其擔任德國文學教研室主任，還分配他一所很大的洋房。環境變了，時代變了，陳銓的人生觀卻沒有隨之改變，他依然想在新的舞台上唱好人生這出戲。他不僅熱心教學，為了適應新時代，還自學俄語，翻譯了蘇聯學者普裏舍夫《德國文學概論》等。而由陳光琴女士捐贈給同濟的藏書中就有不少俄文書，如曾寫出《大雷雨》有“俄國戲劇之父”之稱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全集》等。但這樣的好日子卻沒過幾年。1957年，他的老友王造時被劃為“右派”，他不以為然，暑假在滬期間，依然與其往來，回寧後即被劃為“右派”，並被轉到資料室工作。盡管1961年他的“右派”稱號即被解除，可還是給他造成了傷害。他一度因自己的著作無法出版而想離開南大，調到自己曾經兼過職的複旦去工作。（沈衛威，《學衡派譜係：曆史與敘事》（下），台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413頁）殊不知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他的《戰國策》時代的好友林同濟當時即任教於複旦外文係，從1951年起他就被迫檢討自己的“法西斯”思想，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而陳銓的另一位好友雷海宗，1952年院係調整由清華到南開曆史係工作，因在1957年談到馬克思主義在1895年恩格斯死後即未發展而被劃為“右派”。而他的恩師吳宓和另一好友賀麟的日子也都不好過。此時此刻，陳銓縱然是上天入地，也都難逃一劫。對此，他顯然也已明白。1963年的元旦，他寫下了新年第一天的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