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點鍾才起床，開始度過這一個新年。我的心情是平靜的，也可以說是麻木的，沒有快樂，也沒有哀愁。二年來，尤其是去年一年，已經漸漸的習慣，幻想常常破滅，痛苦感覺愈來愈不尖銳；現在已經有了把握，可以接受現實，收拾一切壯誌雄心來。。。地度過這一生。文章，學術，生活，家庭幸福，社會貢獻，讓一切的幻想都收拾起來吧。讓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吧。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何必自苦呢。（《陳銓：異邦的借鏡》，第173頁）
很容易看出來，陳銓的這段話與之前他所服膺的尼采的思想截然不同，倒是更多的透露出了黑格爾的那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氣息來，而陳銓似乎也搖身一變，變成了黑格爾的學生了。我這麼說陳銓並不突兀，因為對於黑格爾，他不僅不陌生，反而相當熟悉。他在德國基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曾在新黑格爾主義的代表理查德·克羅納爾(Richard Kroner)教授的指導下研讀黑格爾，他還參加了“青年黑格爾學會”，並在1931年發表過《黑格爾哲學對於現代人的意義》的文章。在他談論尼采的多篇文章裏，也經常拿黑格爾來做對比，但總體上來看，他對黑格爾以批評居多，因為他並不讚成黑格爾對現實的妥協思想，所以更推崇尼采的思想。其實，他的《野蝴蝶》不僅有尼采的“強力意誌”和“超人”思想的影子，也還有黑格爾的影子，該劇表麵上是一個國民黨特務的鋤奸故事，但其內在的主旨恰是黑格爾所言的“實體性”的衝突，即“野玫瑰”夏豔華，漢奸王立民以及劉雲樵等人圍繞家庭之愛與國家之愛所產生的糾葛與矛盾。50年代，陳銓曾對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進行了細致的研讀並做了筆記，但如今隻剩下一些殘篇，包括《精神現象學》的“導論”，及“意識”，“自我意識”與“理性”等。當涉及到黑格爾的廣為人知的“主奴關係”的段落時，他寫了這麼幾行字：
因為兩個互相對立存在的自我意識中的每一個自我意識，都必須努力去證明和堅決主張自己和另外一個自我意識是對立的，同時又是為它的絕對自為存在。那一種自我意識就走進了仆人身份的關係，假如它把生活放在自由的前麵，因而表明，它沒有能力，依靠自己為它的獨立性，去擺脫它感性的有限存在。（《陳銓：異邦的借鏡》，第202頁）
黑格爾在“主奴關係”中談的是兩個自我意識相遇後所發生的境況，隻有那個敢於把自己的生命拿來拚死一搏的人，才能成為“主人”，而那個不敢放棄自己的生命以拚死一搏的人就成了“仆人”。但相信陳銓此時所感受到的這種鬥爭卻不是發生在兩個對立的“自我意識”之間，而是“自我意識”與“國家意識”之間的衝突。對此，他選擇了接受。因為，經曆了1949年後的各種“運動”之後，他已經生活在對國家這個“主人”的“恐懼”中，隻能“把生活放在自由的前麵”，成為國家這個“主人”的一個“仆人”了。更何況陳銓並不是個不諳世事的書生，他的老友賀麟早在清華與其同學時期就對其明辨事理的能力讚譽有加，稱“陳心好似大明鏡，萬事萬理無遁形”。有意思的是，他對黑格爾的“主奴關係”的翻譯比老同學賀麟要溫和得多。他翻譯的是“主人和仆人”，而賀麟翻譯的是“主人”和“奴隸”。這當然不是隨意的翻譯，陳銓之所以使用了“仆人”而不是在語義上更為嚴厲和沉重的“奴隸”，或許說明在他內心深處還殘存著一絲尼采的精神，而他也隻能以此來維護著自己的僅有的尊嚴和自由了。從尼采的信徒轉為黑格爾的學生，其間陳銓經曆了多少生活上的磨難，又經曆了多少痛苦的思想，已無人可以知曉。1937年，陳銓曾寫就《尼采與近代曆史教育》一文，他談到若一個偉人要寫傳記，“他不要’某某和他的時代’那樣的傳記，他的傳記應當是’某某反對他的時代’”，也是在這篇文章中，他還說，“我們不要黑格爾，我們不要哈德曼那樣的思想領袖，我們不要一切減少人類活潑力創造力的曆史，我們要偉人，我們要人生。”（郜元寶，《尼采在中國》，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255頁，第258頁）可現在，為了“人生”，他隻能去“要”黑格爾，同時也隻能寫下一部“陳銓和他的時代”而不是“陳銓反對他的時代”了。當然，這隻是我冒昧的揣測而已，同樣還是在這篇文章裏，陳銓曾警告世人，“公平判斷”曆史並不容易，因為曆史本來就不是客觀的，而且，對於前代的判斷，也並不是後代必須做的工作。而我寫此文，亦非為了“公平判斷”陳銓及其時代，隻是為了紀念一下曆史上曾有過他這樣的一個人罷了。
1969年1月31日，陳銓終於在南大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不過，這輩子，他雖然受過很好的德國哲學的訓練，也有很好的修養，但其最大最終的興趣還是在文學上。這從他女兒捐贈送給同濟的藏書中似乎也可見一斑，其中雖有英德俄等文的著作，但還是德文版的居多，而且大都是戲劇家和詩人的作品集，如赫伯爾，歌德，席勒，海涅，諾瓦裏斯，以及阿達伯特.斯蒂夫特等。這些書很多都還是花體字印成的精裝書，估計不少都是陳銓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留學時買的。因時間久遠，有的書脊已經脫落，書頁也已經發黃變脆，但在翻閱這些書時，能忽然發現陳銓在書頁上留下的寫寫劃劃的字跡，還是難免心情為之激動，亦為之傷感。
幾十年過去了。為了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曾登陸南大外語學院網站，想找點陳銓的資料。我以為他作為50年代院係調整後南大德語係的元老級人物，德國文學教研室的負責人，或許會有一些痕跡可覓，但德語係的介紹裏卻連他的名字都沒有提。而且，更加不可原諒的是網站上居然把南大德語係的創始人之一的“商承祖”教授的名字寫成“商曾祖”。粗略至此，讓人感到的已不僅僅是遺憾了。作為南大校友，我覺得有必要對此嘮叨一句。
轉眼已是2015年，距2007年冬天陳光琴女士捐贈其父藏書已有八年之遙，但當年有個場景卻讓我至今難忘，這也是我在多年之後依然念念不忘寫出這篇文章的原因。我記得就在陳光琴女士把幾本陳銓的藏書象征性的交到孫周興兄手上時，學院會議室中央用透明膠粘在牆上的寫有“陳銓教授贈書儀式”的PT板忽然怦地一聲掉到了地上。這多少有些尷尬的意外讓現場一片寂靜，我趕緊和學生上前把PT板重又粘到了牆上。而周興兄也沉著麵對，在此期間一直顧左右而言它，圓滿地完成了這個儀式。
因事發突然，當時我並沒有多想。但現在，就在寫下這一行字時，我卻忽然想到，那一刻，是不是陳銓先生在天之靈有知，而魂歸同濟呢？
（因我不懂德文，故請我的博士生張璐和碩士生王姍姍幫我識讀了陳銓先生的德文藏書的書名，孫周興兄亦幫我識讀出戲劇家阿達伯特.斯蒂夫特之名，特致以謝意。）
2015，1，1於五角場。
2015年1月13日改於同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