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青主因為自己特殊的經曆，一生與諸多政界及軍界乃至學界的人有過交集，他的命運也與這些人緊緊聯係在一起。如他與李濟深為陸軍小學堂的同學，“清黨”時李曾有意放過了他，後李又不斷推薦他擔任各種黨政職務，48年他又蒙李召喚赴北京參與新政。而他至黃埔任校長辦公室秘書則是另一位陸軍小學堂的同學鄧演達推薦，但因鄧與蔣介石交惡，故他在任職黃埔期間亦被蔣介石有意疏遠。他又因與蕭友梅同為留德同學，流落到上海後時任國立音專校長的蕭友梅便聘其為教授並擔任《樂藝》雜誌的主編。而日後他到同濟任教，亦是拜留德同學也是同濟校友朱家驊的推薦。他與葉劍英在任職第四軍時即一起共事，後葉勸其辭去國民黨組織部的職務，亦是葉，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寫信保護了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青主雖交遊廣闊，才學過人，卻終生未能在任何一個領域大展身手。我覺得，這大概與他狷介的性格有關。這從他在流亡上海時，以“青主”為名即可知一二。據稱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他在德國留學做學生會長時，以辦事說話一清二楚而受人稱讚，“青主”即為“清楚”之諧音；二是他比較崇尚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傅山，其字即為“青主”（廖乃雄，《憶青主》，中央音樂出版社，2008年，第56頁）。傅山多才多藝，博通經史，亦擅金石書畫，更通歧黃之術。明亡後，他誓不仕清，葆有氣節，故受人尊重。青主以其字為名，既表現了自己對傅山的敬仰，亦表現了自己對人事的好惡。而青主也很喜歡蘇東坡，這不僅是因為東坡曾貶惠州，與自己有鄉親之誼，也有東坡雖然仕途蹭蹬，但卻始終曠達灑脫，讓他頗為欣賞。這也是他在德國留學時會選擇東坡的詞《大江東去》譜曲的原因所在。而且，青主對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情有獨鍾，在談到結尾《歡樂頌》中席勒的詩句“不共戴天的仇敵一律得到寬恕”時，他特地引用詩人海涅的話來表明自己對此的理解：
Heine說得好：“我有一種極和平的意誌。我的願望是：……窗外有花，門外有樹，如果天帝更要使我幸福不過，那麼他應該使我得到這樣的歡喜：把六個至七個我的敵人，吊死在這些大樹底下。那時我便要把我的敵人生時對我所造的各種罪惡寬恕－－是的，我們要寬恕我們的敵人，但是，在還未曾把他們吊死之前，我們是不能夠把他們寬恕。”
我並非是要曲解前人的話，我現在隻就Beethoven來說，如果我們對於我們的敵人，不是要把他們吊死了之後，才把他們寬恕，那麼，先前那一度慘烈不過的戰爭，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麼？（黎青主，《樂話》，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95頁）
而且，青主因為自己特殊的經曆，一生與諸多政界及軍界乃至學界的人有過交集，他的命運也與這些人緊緊聯係在一起。如他與李濟深為陸軍小學堂的同學，“清黨”時李曾有意放過了他，後李又不斷推薦他擔任各種黨政職務，48年他又蒙李召喚赴北京參與新政。而他至黃埔任校長辦公室秘書則是另一位陸軍小學堂的同學鄧演達推薦，但因鄧與蔣介石交惡，故他在任職黃埔期間亦被蔣介石有意疏遠。他又因與蕭友梅同為留德同學，流落到上海後時任國立音專校長的蕭友梅便聘其為教授並擔任《樂藝》雜誌的主編。而日後他到同濟任教，亦是拜留德同學也是同濟校友朱家驊的推薦。他與葉劍英在任職第四軍時即一起共事，後葉勸其辭去國民黨組織部的職務，亦是葉，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寫信保護了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青主雖交遊廣闊，才學過人，卻終生未能在任何一個領域大展身手。我覺得，這大概與他狷介的性格有關。這從他在流亡上海時，以“青主”為名即可知一二。據稱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他在德國留學做學生會長時，以辦事說話一清二楚而受人稱讚，“青主”即為“清楚”之諧音；二是他比較崇尚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傅山，其字即為“青主”（廖乃雄，《憶青主》，中央音樂出版社，2008年，第56頁）。傅山多才多藝，博通經史，亦擅金石書畫，更通歧黃之術。明亡後，他誓不仕清，葆有氣節，故受人尊重。青主以其字為名，既表現了自己對傅山的敬仰，亦表現了自己對人事的好惡。而青主也很喜歡蘇東坡，這不僅是因為東坡曾貶惠州，與自己有鄉親之誼，也有東坡雖然仕途蹭蹬，但卻始終曠達灑脫，讓他頗為欣賞。這也是他在德國留學時會選擇東坡的詞《大江東去》譜曲的原因所在。而且，青主對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情有獨鍾，在談到結尾《歡樂頌》中席勒的詩句“不共戴天的仇敵一律得到寬恕”時，他特地引用詩人海涅的話來表明自己對此的理解：
Heine說得好：“我有一種極和平的意誌。我的願望是：……窗外有花，門外有樹，如果天帝更要使我幸福不過，那麼他應該使我得到這樣的歡喜：把六個至七個我的敵人，吊死在這些大樹底下。那時我便要把我的敵人生時對我所造的各種罪惡寬恕－－是的，我們要寬恕我們的敵人，但是，在還未曾把他們吊死之前，我們是不能夠把他們寬恕。”
我並非是要曲解前人的話，我現在隻就Beethoven來說，如果我們對於我們的敵人，不是要把他們吊死了之後，才把他們寬恕，那麼，先前那一度慘烈不過的戰爭，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麼？（黎青主，《樂話》，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