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主曾把自己寫的詩分為三種，一種是“吟來自賞的詩”，即中國的舊體詩，有嚴格的聲韻。一種是“說與人同樂的詩”，即所謂的新詩，青主認為這是一種“現代的世界詩體”，無嚴格聲韻，使用朗誦的方法寫出，是為了與人交談而不是供自己吟誦。為了證明這一點，青主表示，自己在寫這一類詩時，不是心目中先有了德文就是同時有了德文，然後再用中文寫出來的。而這本身就是一種把德文說給中文聽的過程。第三種就是“寫出來供人思索的詩”。這也是詩歌的三種類型。因受德國哲學和文學的影響，青主尤其讚賞“供人思索的詩”。他認為，詩不僅是抒發情感或讓人取樂的，“它是用來宣揚真理，改善我們的人生，把我們提高在自然界之上的一種藝術。”（《詩琴響了》，第171頁）而歌德的《浮士德》就是這樣一部讓人“思索”的詩，它所揭示的就是“自然的神秘”，就是“真理”，浮士德的人生就是尋找和向我們揭示真理的一生。青主覺得這樣的詩才是詩的極致，這也是他對詩的作用的看法，與其對藝術的功能的看法是一致的。
凡屬藝術，都是由人們從自己的內界創作出來的一種最高的勢力，用來抵抗那個壓迫我們的自然界。人們有了藝術，然後才足以宰製自然界，使我們得到人生的最高意義。近代的人們隻知道崇拜科學，以至於他們的靈魂，亦被無情的機械剝喪殆盡；現時的世界即是一個失魂的世界；你要把人們的靈魂奪回來，那末，除了科學的藝術化，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詩琴響了》，第172頁）
青主的這個觀點在當下的這個科學至上的時代尤其值得人們重溫，因為隻有藝術才能讓我們的靈魂不至於喪失，更不至於枯萎。所以，青主在後麵的詩歌裏，談到人們將火藥或製成煙花，或用於槍炮，但自己卻要把“放槍炮”的科學轉變為“燒煙花”的藝術。而他也真的身體力行。除了詩歌創作外，青主也譯介了不少德國的文學作品。他在《樂話》中，不僅翻譯了歌德，席勒等詩人，以及舒曼，貝多芬，亨德爾，瓦格納等音樂家關於音樂的諸多論述，還翻譯了格裏帕策（Franz Seraphibsp;Grillparzer） ，海涅，席勒，夏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等人的相關的詩歌，後又將海涅的《抒情插曲》譯出。還有《豪福童話》等，他還為商務的“萬有文庫”寫了《哥德》一書等。他至南大任教後，又重拾譯筆，翻譯了不少民主德國作家的文學作品，但也有如霍夫曼的童話《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國王》 等作品。
再就是他的教學生涯了。青主自1946年到同濟執教後，除期間短暫離職外，直到1957年從南大退休，其晚年都是在大學度過的。而此後他的精力也都放在了對德國文學及語言的研究和教學上。因其在德國生活多年，對德國的文化有很深的體悟，故常與中國的文化進行比較，有很多獨到的心得：
Ein jeder kehrt vor iner Tür !
這是Goethe的一句話：每一個人要打掃他的門前。就表麵上看來，好像和我們中國那句俗話：各人自掃門前雪，除了少一個雪之外並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它的意思是並不一樣的，在德文是說各人要檢討自己的錯誤，在中文是勸人不要多管別人的閑事。（《憶青主》，第152頁）
想必這些有意思的觀點，他都在課堂上傳授給了自己的學生。此外，他對德文文法鑽研頗深，在教學中學生也多有受益。而他最終也在傳道授業中得到了安慰。
所以，與其說青主是個政治家，他也的確熱衷於政治，還不如說他是個“任性”的文人。這一點，其子廖乃雄在《憶青主》中也多次指出。他雖然少年投身辛亥革命，奮不顧身，亦是“任性”為之。而其誌大，才亦不疏，不過因其文人的“任性”卻在其看重的領域終無大成。當年在德國留學時，展望未來，青主曾豪情滿懷，填《沁園春：席上和友人韻》以抒懷，內有“要山川養氣，人民資學，五洲結客，四海為家。萬裏乘風，重洋破浪，有願移栽西土花”之句。自德國學成歸國後，他也一心想往政壇和軍界發展，可卻倍經坎坷，幾乎一事無成。但其於音樂方麵無心插柳，反得碩果。不知這是造化弄人，還是命該如此？
也許，還是用青主早年所譯的席勒的《歡樂頌》中的一節以描摹他的一生更為恰切：
在艱難困苦的時候保持堅決的勇氣，
扶助一般哭泣無辜的同類，
發出的誓言永不更變，
誠實待你的朋友和仇敵，
不為帝王的威力所屈服，
兄弟們，拿我們的血和財產保證一切，
為善的應得到他的報酬，
奸詐的一律消滅。
顯然，青主也得到了他的“報酬”，那就是與其相伴始終的音樂和詩歌，以及今天人們對他的懷念。
2015年2月14日於五角場。
2015年2月26日改於五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