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快要走了。我留戀也好，傷感也罷，都沒用，也就是一口氣的事情，就看上帝的手怎樣撥弄我了。閻王爺開眼，並沒收留我。即使我殺了兔子，也沒有懲罰我。快到中午的時候，鄰居們紛紛趕來了，很快就扒出了我們，我沒有受傷，可母親的腿和眼窩在流血。姑姑用一個布條子給母親擦眼角上的血。我們哆嗦著躲在院裏的黃瓜架旁，感受著恐懼的餘震。母親默默地說：“你的爸爸，也不知怎麼樣了？”當時爸爸在三十裏地外的稻地“五七幹校”集中學習。稻地是個古鎮，離唐山二十裏地，事後我才知道，父親所在的稻地是整個地震的震中。
呼救聲不斷，我請求母親讓我到別的人家裏救人。母親摸摸我的頭和身子，見我身上真的沒傷，就點頭答應了。我走前，母親從黃瓜架上摘下一根黃瓜，讓我吃了，管餓又解渴，救人好有勁兒。我大口大口地吃完黃瓜，就飛快地跑了出去，跑過默默的裂縫，看見裂縫裏往外冒著黑水，水裏夾雜著沙粒，我跑過高低不平的廢墟，加人救人的行列。我跟著大人們救活了十幾個人，也幫著大人拖出十幾具屍體。我的手指流著血，但是自己已經沒感覺了。到處是死屍，到處是哭聲。我看著破爛的世界，感覺換了一個天地。累得不行了，就軟軟地跪倒在地上，身邊就是一個死人的腿。
當時人的眼光不是長遠的，而是現實的。我剛剛站立起來，母親就來找我，聽說陡河水壩給震裂了，水庫的水位比我們的陸地高出十米，有三千六百萬立方米的儲水量，一旦崩塌這裏就要變成一片汪洋，得趕緊往鐵路上跑。母親告訴我的時候，我看見許多人家，扶老攜幼，紛紛往鐵路方向跑。母親、姑姑、表翩著我，也跟著往鐵路方向跑去，心裏想象著大水衝過來的慘景，老天難道真的不讓我們活嗎？不被砸死，還要被淹死嗎？
往鐵路上跑的途中，我看見鎮上的理發師黃順，平時他愛唱京劇。黃大叔推著一架小排車，車上蓋著什麼東西。他神情木然，慢慢地朝鐵路相反的方向推著車，我和母親問他為什麼不往鐵路上跑？黃大叔看了我們一眼，默默搖頭，推著車繼續走著，我細一看，破毯子下麵露出三隻腳來，一問才知裏麵蓋著四具屍體。他的一兒一女，他的妻子和母親都震亡了。他孤寡一人了。他嘴裏蠕動著，搖晃著，消失在我們的視線裏。第二天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的滿頭黑發全白了。過去聽人說一夜白了少年頭，我不信，這次我親眼看見了，黃師傅的頭發白得像是棉花，或是像雪。後來我在他理發館理發的時候，沒聽見過他再唱京劇。
來到鐵路上，看見歪歪扭扭的鋼軌上聚集著好多幸存者，還有傷員和死屍。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是我們鎮上的電工，他沒有穿短褲，救了那麼多的人，天亮才知道沒穿著東西，就從坑邊拽來一片寬大的窩瓜葉，用小鐵絲係在腰上，遮擋住神秘的部位。傷殘人呆在鐵路上，我和能動的人一起，又加人救人的行列。晚上，水庫大壩的險情排除了，聽說有解放軍一個排跑上水庫大壩泄水，由於沒電，泄洪閘提不起來，戰士們就用鋼絲絞車搖，其中一個戰士被絞掉了一隻胳膊，大閘被提起來了。
天黑如墨，我們回到家裏。哪有家？隻是廢墟。我們吃著扒出來的綠豆糕，等待著父親的消息。救人的時候，我的心裏總是惦念著父親。這裏，離我們不遠的公路上，煙塵彌漫，馬達轟鳴。解放軍十萬救災部隊，搖晃著向唐山開進。倉促、混亂、火急火燎的。有一部分軍人留在了我們鎮上。飄飛著紅十字旗的醫療車隊也開來了。我冒著餘震的危險，從廢墟裏扒出了父親的袖珍收音機，一打開，竟然還能發出聲音。聽見新聞聯播在播新聞：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七點八級強烈地震，還說病榻中的毛主席聽見這個噩耗，都哭了——當時有不少人，哭泣著舉著拳頭高喊：毛主席萬歲！在一個偉人最後的時光裏，還在做著一生中最早立下的誓言：“拯救人民”。廢墟中的唐山在他的心中。許多年以後，新唐山依然留著那殷殷溫熱。誰知道，兩個月以後，毛主度他老人家就離開了我們。有人說，唐山人是給他老人家做伴兒的。據說剛剛建國的時候，毛主席唯一親筆題詞的市級黨報，就是《唐山勞動日報》，現今還在用著主席的題字。唐山人一直引以自豪。
我想騎自行車去稻地找父親。母親不放心，讓我再等等，其實母親也是心急如焚。這時候，鄉下的姑夫來了，姑夫騎車去父親學習的“五七”幹校找父親，姑姑則到祖宗的墳頭上，燒紙祈禱。姑姑說祖宗顯靈了，說我的父親還活著。我和母親聽了非常高興。到了後半夜，父親頂著細雨回來了。母親和姑姑都覺得是祖宗保佑著他的後人。其實，當時的父親是很危險的，他所在的幹校是震中，住的是集體大宿舍。地震的前一天，有位老幹部怕風，要求與父親換床，父親就換了。父親換到了緊挨門口的地方，一震，父親就被悠出房間，甩到了外麵的菜地上。那個老幹部被砸死了。父親還搶救了很多的人。後來我一直追問姑姑：“你給祖宗上墳的時候，感覺到什麼信息了呢？”姑姑說：“感覺在心裏是說不出來的。”也許是迷信，但我們對祖先的崇敬與迷信無關，它是我們的精神起源。
前麵我提到的對門小夥伴兒劉四新，我想說說他的不幸。他喊我看電影，我沒去，他是我們扒出來的。震後的第五天下午，我們看見直升飛機來了，飛機在沒有開通的鐵道線上盤旋。有人喊：“飛機空投壓縮餅幹，還有大餅。”我們餓了，糧食壓在廢墟裏的確扒不出多少。我和孩子們好奇地追著飛機，準備搶上一些食物。盡管有民兵維護秩序，還是控製不住混亂局麵。我和四新眼看著飛機向下俯衝過來，就飛跑過去，四新比我跑得快，黑乎乎的袋子一個個往下落著。誰知，不幸的慘境發生了，我眼看著一個袋子落在四新的頭頂上，璞地一聲響，四新就被砸在地上了。我和民兵趕到的時候，扒開他身上的餅袋，四新已經死了。死時，他的脖子沒有了，臉是扁的，紫顏色，沒有一滴血。再扒開餅袋，大餅已經嫂了，不能吃了。我很傷感地喊來四新的家人，跟著把他掩埋了。
我還是個孩子，當時幹的都是大人的活，拉水、建簡易房，自己學會了木匠活和瓦匠活。我們家震後的房子是我壘起來的，我們學校的房子都是我們這些孩子建造起來的。我感覺，我過早地長大了，一下子蒼老了許多。當時我們班共有五十一個人，等到學校見麵的時候，有少一半兒的同學震亡了。老師點名的時候，沒人喊到的空間，這個人就是走了。我們木了，說誰誰死了，就像今天說誰上外地出差一樣平靜。其實，平靜是表麵的，我們內心在流血，眼睛裏含著淚。班長死了，最後是老師代替班長喊了一聲：“起立！”我們默默地站起來，低頭向遇難的同學默哀。下課的時候，我們到河邊采摘了一束束白色的野花，分別放在遇難同學的桌子上，深深地向他們鞠躬，祈禱他們能在另一個世界裏，組成一個新的班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