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要行仁政，就是禮樂之治。禮樂是“仁”的外化。據馮友蘭說，禮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樂模仿自然界內在的和諧。禮可以養性，樂可以怡情。做人要重仁義，治國要重禮樂，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如果比較一下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文化教育，就可以發現，在孔子重視禮樂的時候，西方的柏拉圖卻在《理想國》中強調體育和音樂。由此可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很重視音樂教育，也就是樂育。所不同的，中國更重禮教，就是維持社會秩序，處理人與人的關係；西方更重體育，要使人人體力更強，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遠。如果說樂育使人耳聰目明，成為智者，禮教卻使人循規蹈矩，成為好人；體育則使人身強力壯，成為強人。這就是孔子和柏拉圖的異同，他們使東西方的教育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東方要培養智者仁者，西方要培養智者勇者。
智、仁、勇三者的關係，不但表明了中西教育哲學的異同，也表現在中西方的文學作品之中。如西方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歌頌了阿契力士和赫克托等的英雄主義，《奧德賽》則讚美了尤利西斯的智慧和勇敢。而赫克托離開妻子上戰場時的臨別贈言是個典型的例子：
衝鋒陷陣我帶頭，
論功行賞不落後。
在中國的《詩經》中，歌頌的是聖君賢臣，對武王伐紂時的軍師薑尚，隻說了一句：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把薑尚比做飛揚的雄鷹，和《荷馬史詩》的描寫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而在《論語》第十一章中子路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對這樣的勇士，孔子隻是置之一笑。
孔子不讚賞子路的勇敢，而讚美顏回的智慧，因為“回也聞一以知十”，又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二過”，這就是讚美他的德行了。還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說明了孔子的樂育思想。顏回如何能在貧困中“不改其樂”呢？《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說明了好學和樂育的關係，顏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哲學思想的基礎是樂感。樂感不但是孔子思想的基礎，也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感就是孔子的智慧。樂感如何能產生智慧呢？孔子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由此可見，詩和禮樂結合起來，就可以培育智者。孔子還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孔子讚賞知者仁者，卻不讚賞勇者強者。這種修文偃武，重德輕才，順應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定勝天的思想，結果造成了中國兩千年以來重柔輕剛的風氣，積弱成習的後患。
孔子要行仁政，就是禮樂之治。禮樂是“仁”的外化。據馮友蘭說，禮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樂模仿自然界內在的和諧。禮可以養性，樂可以怡情。做人要重仁義，治國要重禮樂，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如果比較一下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文化教育，就可以發現，在孔子重視禮樂的時候，西方的柏拉圖卻在《理想國》中強調體育和音樂。由此可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很重視音樂教育，也就是樂育。所不同的，中國更重禮教，就是維持社會秩序，處理人與人的關係；西方更重體育，要使人人體力更強，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遠。如果說樂育使人耳聰目明，成為智者，禮教卻使人循規蹈矩，成為好人；體育則使人身強力壯，成為強人。這就是孔子和柏拉圖的異同，他們使東西方的教育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東方要培養智者仁者，西方要培養智者勇者。
智、仁、勇三者的關係，不但表明了中西教育哲學的異同，也表現在中西方的文學作品之中。如西方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歌頌了阿契力士和赫克托等的英雄主義，《奧德賽》則讚美了尤利西斯的智慧和勇敢。而赫克托離開妻子上戰場時的臨別贈言是個典型的例子：
衝鋒陷陣我帶頭，
論功行賞不落後。
在中國的《詩經》中，歌頌的是聖君賢臣，對武王伐紂時的軍師薑尚，隻說了一句：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把薑尚比做飛揚的雄鷹，和《荷馬史詩》的描寫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而在《論語》第十一章中子路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對這樣的勇士，孔子隻是置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