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隻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對於教條主義，毛澤東堅決地指出：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我們用“石破天驚”來形容這個新命題的出現，是因為在當時的特殊曆史背景下，這個命題的正式確立並非易事，需要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水平，更需要超乎尋常的理論膽識和勇氣。這可從國際共運史和黨內現狀兩方麵來看：
首先，從國際共運史來看。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之日起，馬克思主義就成為各國共產黨人革命的行動指南，作為一種普遍真理，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絕對的權威和不可動搖的指導地位。列寧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公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盡管他堅決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束縛自己手腳的枷鎖，堅決反對運用中的教條主義，強調“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是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隻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該在各方麵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對於俄
國社會主義者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隻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他提出應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與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際有機地結合，並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進程中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取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同時也創立了列寧主義。但從列寧的著述和俄國共產黨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列寧和後來的俄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提出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概念。即使在後來共產國際和蘇聯淩駕於各國共產黨之上，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至高無上的領導時，這個概念也始終沒有出現。如今作為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和蘇共眼中尚不成熟的政黨，居然首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無疑必須具有巨大的理論膽識和理論勇氣，因為這樣的首創具有挑戰共產國際和蘇共權威的嫌疑。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隻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對於教條主義，毛澤東堅決地指出：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我們用“石破天驚”來形容這個新命題的出現，是因為在當時的特殊曆史背景下，這個命題的正式確立並非易事，需要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水平，更需要超乎尋常的理論膽識和勇氣。這可從國際共運史和黨內現狀兩方麵來看：
首先，從國際共運史來看。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之日起，馬克思主義就成為各國共產黨人革命的行動指南，作為一種普遍真理，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絕對的權威和不可動搖的指導地位。列寧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公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盡管他堅決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束縛自己手腳的枷鎖，堅決反對運用中的教條主義，強調“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是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隻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該在各方麵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對於俄
國社會主義者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隻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他提出應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與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際有機地結合，並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進程中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取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同時也創立了列寧主義。但從列寧的著述和俄國共產黨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列寧和後來的俄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提出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概念。即使在後來共產國際和蘇聯淩駕於各國共產黨之上，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至高無上的領導時，這個概念也始終沒有出現。如今作為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和蘇共眼中尚不成熟的政黨，居然首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無疑必須具有巨大的理論膽識和理論勇氣，因為這樣的首創具有挑戰共產國際和蘇共權威的嫌疑。
作出這樣的結論並非空穴來風，從共產國際的產生到與各國共產黨的關係來看，這樣的結論有其客觀的合理性。在何雲庵先生等所著的《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一書中有這樣的論述：“在共產國際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中，更突出的是集中。在各成員黨中，向‘重要的共產黨集中’；在‘重要的共產黨中’，向執委會所在地的共產黨集中。由於執委會所在地一直在蘇聯，就是向聯共（布）集中。在共產國際‘四大’上，埃貝萊因在執委會工作的報告中也公開表示，共產國際的領導機構中，主席團和執行委員會中，必須給予俄國同誌有較強的乃至最強的影響機會。”對此，共產國際也有明確的公開表示：“共產國際承認，為了迅速取得勝利，正為消滅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工人協會必須有一個高度集中的組織。共產國際事實上必須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世界性的共產黨，在各國進行工作的黨隻是它的獨立支部而已。”上述論述和共產國際的表態說明了當時共產國際、蘇共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也說明了當時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革命經驗神聖化的客觀現實與必然。在這種特殊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公然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難免會引起挑戰權威、自樹一幟的猜忌，也當然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