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上述作品還隻是曲折地反映了人的性意識覺醒的話，那麼到了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則直接描寫了一對沒有文化、精神匱乏的鄉村青年的原始本能衝動。不過，真正把人的本能作為小說描寫的中心來揭示人的本質的作品，還當推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說以男主人公性功能失而複得為軸心，展現了主人公性的渴望、枯萎、複蘇、超脫的軌跡。由於張賢亮大膽直率地揭開了性愛的麵紗，近兩年，描寫性心理、性意識的作品競相湧現。一批在國內卓有影響的青年作家，如賈平凹、王安憶等，都以性意識為軸心來轉動其藝術生命的車輪，使我們窺察到化入人本體的社會因子，同時展示了人的靈魂的最深層。他們這方麵的代表作則是《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穀之戀》和《黑氏》、《遠山野情》等。
但我們看到，以上這些作品中關於性意識的描寫，其表現形式還停留在可以感知的意識層。繼之，又有作家將探索的筆觸伸向了驚世駭俗的“俄狄浦斯情結”。
在《夢的解析》一書中，弗氏用精神分析去解釋哈姆萊特遲遲不去殺死克勞狄斯的原因，是由於哈姆萊特在意識深層同樣愛著母親所引起的，是戀母情緒在作祟。對達·芬奇的《岩間聖母》的分析中，弗氏認為嬰兒的神態所表現的“戀母情緒”，正是達·芬奇本人戀母情緒的一種表現。而這種違背人倫的性戀，弗氏認為是“全人類或至少男性的一半的先天稟賦”，不過，這種亂倫的欲望，在超我和自我的約束下，被控製在無意識中，不為一般人所易覺察罷了。描寫這類“俄狄浦斯情結”的作者，比較明顯的是王安憶在《小鮑莊》中對拾來形象的塑造。拾來由於是從路上撿來的，和大姑失去了顯在的母子關係的倫理防範，拾來潛意識深層中的“戀母情緒”便最終轉化為對大姑清醒的性戀慕。拾來在後來相識的二嬸身上，既找到了自己的性對象，又找到了失去的母愛，使壓抑已久的“戀母情緒”得到了滿足。
弗氏《夢的解析》、《妄想與夢》、《創造性作家與白晝夢》、《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弑父》等著作。認為文學與夢有許多共同特點，這些特點表現在兩者皆源於無意識領域，“夢是一種(被壓抑的)願望(經過偽裝的)滿足”，“是利用象征來表現其偽裝的隱匿思想”。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黑色幽默派”、“荒誕派”、“象征主義”、“表現主義”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這種理論的影響。我國新時期小說創作中，把夢作為創作題材和表現手法，借夢來抒寫人在無意識狀態下的自由聯想，用象征、變形來反映生活的本質，已經不乏其人其文。不少小說借夢來結構全文，借夢來塑造人物，借夢來點明深化主題，簡直是夢筆生花，令人心飛神馳。戴厚英的《人啊人》寫了三個人的夢，每一個夢都有力地揭示了一定象征意義。張賢亮《臨街的窗》寫的全是夢境，通過夢境透視出荒誕而又真實的現實世界的影像。
與此同時，不少作家還寫了一些睜著眼睛的“白日夢”。小說中寫的雖不是夢境，但在不同程度上顯示出夢中人的自由思維的非完整狀態。如劉索拉《你別無選擇》、徐星《無主題變奏》、宗璞《泥沼中的頭顱》等，他們以其獨特的審美傳導方式，著重寫各種非常心態，如醉態、夢態、病態、錯覺、幻覺，來構成觀察和描述人物事件的特殊視點和視角。韓少功的《女女女》、《爸爸爸》中，有許多構圖都是以病態瘋態的丙崽來作視點的。吳若增《臉皮招領啟事》寫某局長、某大學教授、某丈夫因為愛虛榮而丟了“臉皮”成為“蒙麵人”，分別到某辦事處招領自己丟失的臉皮。這一類寫“白日夢”的小說，以其獨特的傳導方式引起了讀者的關注，它通過象征、寓意、對比等手法拉緊了曆史和現實的聯係。“它很少讓人隻就它本身來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種本來外在於它的內容意義。”(黑格爾語)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弗氏在《夢的解析》中提到的夢的象征性、夢的暗示手法的跡象，也可以找到卡夫卡筆下的大甲蟲和宗璞《我是誰》中兩條縮身拱背的大蟲的聯係，可以從韓少功的丙崽、劉索拉的小個子中看到福克納《喧嘩與騷動》中瘋子的身影，可以從功能圈，五條北方的河，沒有紐扣的“紅襯衫”，花園街五號，一棵古老的“銀杏樹”，一匹雜色的“馬”……中看到象征、暗示的認識價值。
當然，新時期小說中，還有用弗氏人格學說來表現人的性格多層次和複雜的精神世界的。如航鷹的《東方女性》、蘇叔陽的《故土》等等一大批作品。在《東方女性》中，女主人公的丈夫同一位女孩子發生性關係後，主動向她懺悔並出走，等待離婚。妻子麵對這個拆散自己家庭的女孩，“母性的愛和女人的恨，像兩把鈍齒鋸子交替鋸著我的心，撕著肉，滴著血”。最後，無匹敵的母愛，神聖的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占了上風，女主人公用人間的友愛和溫暖，召回了女孩生存的勇氣。
三
以上，我們粗略地描述了弗氏學說對新時期小說創作所帶來的具體變化。這種衝擊和影響，正如弗氏學說在西方剛剛傳播，並對西方整個意識形態和醫學科學產生影響時一樣，反應因人而異，眾說紛紜。有人視而不見，“至於有的作家在藝術表現上側重內心，展示意識流動過程，那是作家自己的事，並非就是受了西方現代派的影響”見《文學評論》1988年第3期第7頁。。有人把近年來小說中某些格調不高的描寫完全歸罪於弗氏學說見《光明日報》1987年2月5日蘇華一文。。但也有不少作家、評論家對弗氏學說的積極影響給予了首肯。研究西方文論的樂黛雲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不但在文學理論方麵提出了新的見解，在文學創作方麵也引起了很大的變革。”《小說評論》1985年第4期。青年作家矯健在一篇創作談中也指出，他新近發表的一組小說，便是受了弗洛伊德關於人類世界經曆過神話時代、宗教時代、科學時代這樣一種理論的影響《小說選刊》1987年第2期。。那麼，在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史上，應當如何評價“弗洛伊德熱”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呢?本人不揣淺陋，試從以下幾方麵來探討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