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張居正對太監和後宮作出的妥協，並不是沒有任何原則和立場。而是不願與內宮產生不必要的矛盾，因小失大，使相權的推行陷於宮府之爭中。如盡管他說服王國光提名胡自皋任兩淮鹽運使這個肥差，但他叮囑王國光：“你要想法子把胡自皋盯得死死的，一旦發現他有貪墨穢行，一定嚴懲不貸。”再如他對萬曆經筵所需的十五萬兩巨額費用，張居正本想勸阻從簡，但因呂調陽入閣的諭旨是繞過內閣頒發的，張居正從中明顯感到天威不測的巨大壓力，在馮保的恩威並用下，盡管官員薪俸都無法解決，他卻不得不答應籌措這筆費用。但他利用李太後篤信黃道吉日的心理，串通測字先生，推遲經筵日期，斥退總管太監邱得用。作為一個宰相，出此下策，苦衷可想而知。
所以，我們說，作家通過一係列情節和細節不僅僅塑造出了一個勇於改革的政治家的藝術形象，更重要的是，他通過張居正恰當處理各種複雜關係，有效地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形象地告訴我們，任何改革都不是直線運動。宋朝的王安石盡管公開提出更改祖法的旗幟，表現了大無畏的精神，但因其缺少鬥爭韜略，最終給變法帶來了阻力，而曆史上隻有張居正這種具有超凡能力的政治家，才能不為個人的小名小利所左右，在實現經邦濟世的政治理想時，藏巧於拙，審時度勢，順利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不能不說是這部小說提供給我們的一個有益的啟示。作家在描寫這段曆史與這個毀譽參半的人物時，準確地做出了自己的曆史判斷，不以私德而廢公，也不因其對曆史的貢獻而遮蔽個人道德的缺陷。
因文生事，金碧間雜
曆史小說如何再現曆史，如何做到將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有機地結合起來，體現作家獨特的審美追求，曆來是見仁見智的事。金聖歎在評點《水滸》第十三回時說道：
《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卻不然，隻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
金聖歎談的是曆史著作與小說的區別。他認為，曆史著作是先有事如此如此，“文”是服務於“事”的，而小說是著眼於“文”的，而“事”是根據塑造藝術形象的需要虛構出來的。係列曆史小說《張居正》在處理“文”與“事”方麵，做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較好的藝術效果。
據史載，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張居正擔任首輔之際，吏治不靖，官宦眾多，除了因曆史原因在南京還有一個“留都”外，北京中央政府官員也是人滿為患，以至於如民謠所唱“一部五尚書，三公六十餘，侍郎都禦史，多似景山豬”。國庫空虛，中央財政赤字達六百多萬兩。張居正自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後，一直在京城做官，他目睹了明王朝自嘉靖、隆慶到萬曆年間的弊端，在《陳六事疏》中，他上書言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第一卷《木蘭歌》圍繞張居正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與高拱明爭暗鬥當上首輔為線索。第二卷《水龍吟》圍繞張居正實行京察前後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作家在處理曆史材料並將之藝術化的過程中，深入研究了明代中後期的曆史，特別是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的曆史，並為之做了大量的考證，做了不少讀史筆記。他力圖用文學形象再現這位改革家及其所處時代的全景畫圖，並藉此對今天的改革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佐證。
曆史小說的創作，有人也許認為曆史已經提供了現成的史實和人物，寫作時會比虛構的故事要容易些，其實，曆史是紛紜複雜的，是停留在枯燥的記敘中，很多現象被掩蓋在文字之內，記敘者有時為尊者諱有時迫於形勢而扭曲了曆史，這樣作家既需要用現代人的視角對曆史進行梳理，找出自己心目中的“曆史”，又需要作家運用藝術手法還原這段曆史，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曆史小說的寫作比虛構的小說更難寫。清人毛宗崗在論及《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之區別時，曾說道：
讀《三國》勝讀《水滸》，《水滸》文字之真雖較勝《西遊》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心不難，終不若《三國》敘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為難也。
毛宗崗關於《三國》比《水滸》更難寫的觀點，得到了光緒年間另一位叫謝鴻申的人的擁護，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識者無不以《水滸》勝於《三國》，愚謂《水滸》非《三國》匹也。《水滸》筆力固推獨步，然注意者不過數人，事跡皆憑空結撰，任意而行，似易為力。《三國》人才既多，事跡更雜，且真跡十居八九，如一團亂絲，既不能寸寸斬斷，得不能處處添設，若自首自尾有條不紊，固極難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遺漏，似覺更難，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帖，令人不覺事跡之繁多，而但覺頭緒之清楚，以《列國誌》較，優劣自見矣。（《答周同甫》《東池草堂尺牘》卷一）
作家熊召政早年寫詩，曾以長篇政治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製止》而享譽文壇，他近年來也寫過幾部小說，但他在提筆寫曆史小說時，曾經走過一段彎路。他在給筆者的信中曾寫道：
節前蒙招飲於江左，談張居正書稿獲益頗多。我之過分拘泥於曆史而忽略偷梁換柱移花接木之小說特色，導致筆墨謹慎缺乏酣暢淋漓的小說氣象……經過通盤考慮，我決定重寫，化呆板為燦爛，推秋水而洪波……
從此可以看出，曆史小說的寫作不僅受製於曆史，重要的是還要考慮小說的藝術規律。作家是通過創作實踐得出這經驗，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找到曆史小說的創作規律，憑著作家的才華與悟性，他很快尋找到了曆史小說創作的必由之路，將小說寫得如此花團錦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