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紅衛的文章邏輯嚴密，說理性強，但又不是學院派那種考據式的引經據典。他的文章語言靈動活潑，形象有趣。如他談到新華書店的現狀時說：“‘隻此一家’的幸福時光。對新華書店來說，‘閑坐說玄宗’，那已經是遙遠的記憶。”談到新華書店多元化經營，他稱之為“想說愛你不容易”。說到書店的努力，他形容“不是一隻沉默的羔羊”。說到權力尋租，他形容是“看不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如我前麵提到的《網絡書店的前世今生》《出版綁上資本市場的戰車》等文章題目，似乎不像論文而是學術隨筆，但其實文章的結構與分析並不是信馬由韁，而是邏輯推進，環環相扣。學院派有學院派存在的必要，但理論文章能寫得讓人一口氣讀下去，這就是特色和長處。黃仁宇的曆史文章從細部著手展示大曆史的走勢與脈絡，引人入勝才讓人印象深刻，我想這正是我們應當倡導的文風。出版研究的刊物和報紙有不少，但不少是與實踐相距甚遠的理論探討和學理分析，作為基礎研究無可厚非，但從接受心理而言，我們更需要紅衛這種文理俱佳而又生動可讀的文章。
麵對現實，當然需要勇氣。跟在政策的後麵做詮釋抑或唱讚歌都很容易，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有預見性的研究者，我們必須看到在經濟大發展的時代，人心浮躁，GDP崇拜，這對我們出版事業的發展是有害無利的。出版大繁榮的標誌，不是產值的多少，而是體現在有否代表性的作者和代表性的產品上。歐洲的文藝複興曆時200年，在文學、美術、音樂、天文學、數學、物理學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們提起這個時期，不會統計貢獻了多少產值，而是記得但丁、歌德、莎士比亞、拉伯雷，記得桑德羅·波提切利、列奧納多·達·芬奇、拉斐爾·桑齊奧、提香·維切利和米開朗琪羅及他們的作品。我們說起唐宋的文化繁榮，人們會拿出唐詩宋詞作為證據，會列舉出一長串燦若明星的作家詩人的名字為例。那我們將來留給後代什麼呢？是多少萬億產值？何況這種統計的數字不知從何而來，權威性又該如何認定！所以，我們需要紅衛這種“啼血的杜鵑”，需要這種警世的宏文。他將這本集子的書名定之為《書業問道》，我想，他上下求索的道路和真理，在書中其實已經有所回答了。他的上一本集子書名是《書業問津》，無論是“津”還是“道”，都體現了作者的追求。
如果說紅衛的文集有什麼缺憾的話，我已經與他本人交流過，就是有些文章單獨發表時都很精彩，但放在一起，有些文章的論據、包括結論，相對幾個地方有些重複。他說改起來不容易，就按這個樣子輯起來，他在後記中會向讀者加以說明。我想，這樣也好，讀者從中正可以看出他與時俱進的步履和思想認識演變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