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靜教授並非粵人，她出生於貴州，就讀於湖北，執教於廣州，在廣州生活了十五個年頭。她並非粵曲圈中人，但正是這樣一位非粵籍人士，以其特有的興致與視角，專注於粵曲資料的搜集與研究。在廣州的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澳門的中央圖書館，北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有時一泡就是十天半月，孜孜，終於鑿璞見玉，磨礪生光，使一些發黃了的舊報刊資料不再湮沒無聞。在這個“唯物”的時代，情懷與理想似被“虛化”，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粵曲，常常被人們所怠慢，或被人遺忘。好在有李靜這樣熱心粵文化研究的學者，把曆史的記憶重新提取，使我們驚愕於粵曲過往的輝煌。作為粵人，似必須揚鞭奮蹄，急起直追，盡到我們的曆史責任，看看能否再現粵曲的崢嶸歲月。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資料的翔實豐富。無論是對曆史檔案的爬梳剔抉，還是對粵曲精神堂奧的探尋，都用大量資料作依托。
例如，本書通過大量曲本的仔細閱讀與辨析，指出班本粵曲雖取材於粵劇劇本，但是卻從演唱的角度進行了循序漸進式的革新與改編，為其後粵曲的獨立撰作奠定了基礎；歌壇粵曲主要有文人曲和諧趣曲兩種主要的題材類型，具有兩種特色分明的文本形態與撰作特點，分別代表了雅俗兩類粵曲欣賞者的審美趣味；唱片粵曲的曲本撰作既受到唱片製作技術的影響，也體現出粵曲自身的藝術個性，具有近代城市娛樂的時尚氣息。
近代廣東的報刊業發展迅猛，許多散落在曆史陳跡中的吉光片羽記錄著近代粵曲發展演變的曆程，然而卻因種種原因湮沒無聞，本書的爬梳和整理終於使其重新呈現昔日的光彩與寶貴的文獻價值。比如，在《海珠星期畫報》中發掘出的“廣州市歌者一覽表”進一步證據確鑿地說明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粵曲女伶眾多、演出頻繁的事實；通過對《銀晶畫報》《珠江星期報》《琳琅畫報》《越華報》《國華報》《南越報》等數十份畫報、報紙的歌壇演出廣告的整理與分析，爬梳出當年歌壇女伶的演唱收入、演唱曲目、演唱排序等重要史料；通過整理報刊刊載的唱片發行廣告和新曲目預告，梳理出參與灌錄粵曲唱片的伶人情況，整理出唱片粵曲的曲目等，為揭示近代粵曲的演唱形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照。
為了清晰呈現近代粵曲的曲本形態、演唱形態、文化生態及藝術精神的演變，本書根據搜集和整理的文獻製作了各種統計與分析圖表二十餘幅。比如，本書通過清末以來廣府地區書坊刊印與謀得利、勝利等諸家唱片公司曲目灌錄的情況統計，揭示出清末至20世紀30年代讀者和聽眾喜愛的曲目類型與唱腔風格；通過《越華報》1927—1937年近20家茶樓刊登的演唱廣告，整理出聘請港伶人次及頻率的統計表，揭示出歌壇競爭的狀貌；通過民國粵曲民間音樂社（私夥局）的分布情況表展示出近代粵曲朝氣蓬勃的民間生態。
李靜教授並非粵人，她出生於貴州，就讀於湖北，執教於廣州，在廣州生活了十五個年頭。她並非粵曲圈中人，但正是這樣一位非粵籍人士，以其特有的興致與視角，專注於粵曲資料的搜集與研究。在廣州的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澳門的中央圖書館，北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有時一泡就是十天半月，孜孜，終於鑿璞見玉，磨礪生光，使一些發黃了的舊報刊資料不再湮沒無聞。在這個“唯物”的時代，情懷與理想似被“虛化”，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粵曲，常常被人們所怠慢，或被人遺忘。好在有李靜這樣熱心粵文化研究的學者，把曆史的記憶重新提取，使我們驚愕於粵曲過往的輝煌。作為粵人，似必須揚鞭奮蹄，急起直追，盡到我們的曆史責任，看看能否再現粵曲的崢嶸歲月。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資料的翔實豐富。無論是對曆史檔案的爬梳剔抉，還是對粵曲精神堂奧的探尋，都用大量資料作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