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本書通過大量曲本的仔細閱讀與辨析，指出班本粵曲雖取材於粵劇劇本，但是卻從演唱的角度進行了循序漸進式的革新與改編，為其後粵曲的獨立撰作奠定了基礎；歌壇粵曲主要有文人曲和諧趣曲兩種主要的題材類型，具有兩種特色分明的文本形態與撰作特點，分別代表了雅俗兩類粵曲欣賞者的審美趣味；唱片粵曲的曲本撰作既受到唱片製作技術的影響，也體現出粵曲自身的藝術個性，具有近代城市娛樂的時尚氣息。
近代廣東的報刊業發展迅猛，許多散落在曆史陳跡中的吉光片羽記錄著近代粵曲發展演變的曆程，然而卻因種種原因湮沒無聞，本書的爬梳和整理終於使其重新呈現昔日的光彩與寶貴的文獻價值。比如，在《海珠星期畫報》中發掘出的“廣州市歌者一覽表”進一步證據確鑿地說明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粵曲女伶眾多、演出頻繁的事實；通過對《銀晶畫報》《珠江星期報》《琳琅畫報》《越華報》《國華報》《南越報》等數十份畫報、報紙的歌壇演出廣告的整理與分析，爬梳出當年歌壇女伶的演唱收入、演唱曲目、演唱排序等重要史料；通過整理報刊刊載的唱片發行廣告和新曲目預告，梳理出參與灌錄粵曲唱片的伶人情況，整理出唱片粵曲的曲目等，為揭示近代粵曲的演唱形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照。
為了清晰呈現近代粵曲的曲本形態、演唱形態、文化生態及藝術精神的演變，本書根據搜集和整理的文獻製作了各種統計與分析圖表二十餘幅。比如，本書通過清末以來廣府地區書坊刊印與謀得利、勝利等諸家唱片公司曲目灌錄的情況統計，揭示出清末至20世紀30年代讀者和聽眾喜愛的曲目類型與唱腔風格；通過《越華報》1927—1937年近20家茶樓刊登的演唱廣告，整理出聘請港伶人次及頻率的統計表，揭示出歌壇競爭的狀貌；通過民國粵曲民間音樂社（私夥局）的分布情況表展示出近代粵曲朝氣蓬勃的民間生態。
此外，本書還配有20餘幀圖片，這些圖片大多從民國時期出版的曲本和報紙雜誌中發掘出來，包括無線電台播音間及伶人演出的照片、唱片發行的廣告、播音台的粵曲播音排序、粵曲刊物的封麵等，不一而足。這些圖片從多個角度生動可感地呈現出近代粵曲的演出、傳播及欣賞等情況，具有與文字材料同樣重要的文獻價值。本書乃學者論曲，當然是學院派的範兒，而非粵曲圈內人論曲，“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琵琶記》第一出“副末開場”）圈外的學者自有她獨特的視角。
本書從文化學入手，觀照近現代粵曲的文化生態，指出茶樓歌壇及民間玩家、私夥局與粵曲唱片的流行，既是粵人生活方式、娛樂方式的延續，更是粵人在城市化進程中接受新變、認同自身精神生態的顯現；而電台、留聲機對粵曲的傳播，既是粵曲藝術發展的物質平台，也是城市文化時尚取向的表征，它們締造了一個粵曲明星成長及大眾模仿娛樂時尚的文化空間。這些看法，從大量資料中自然流出，水到渠成，非由車戽，見解之獨到，令人醒豁。
本書還深入開掘粵曲的文化精神，指出粵曲是粵地民眾極為寶貴的曆史文化記憶，具有強烈的地方文化認同，它既得近現代時代變革風氣之先，呈現鮮明的時代特色，又是民間一種大眾娛樂機製，保留著嶺南世俗人情的曆史印痕，成為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挖掘曆史，追尋記憶，以粵曲為個案，從中可見中華傳統文化的時空流轉與社會遷延。《粵曲：一種文化的生成與記憶》雖非粵曲史，但沿流溯源，端倪可窺。李靜教授對粵曲文化的研究情有獨鍾，耳目所經，勤加載錄，對這顆粵地藝術瑰寶，揮麈去塵，終於有所發覆與創新，顯其隱奧，示其流變，雖非全麵，但填空白，補缺罅，善莫大焉。本書付梓之際，忝敘數言，以表讚賞。
是為序。
2013年盛夏於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