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在編選2014年的中國隨筆年選時，這幾位我所喜愛的作家，幾乎都有論者談及。諸如關於孫犁，學者孫鬱便有精彩的文章論及。在《孫犁的魯迅遺風》中，孫鬱將孫犁放在“五四”的精神傳統之中予以論述，但同時也讓我們明白了一個因緣，孫犁晚年的文章之所以沉鬱老辣，乃正是接續了“五四”特別是魯迅的精神傳統，他暗自以魯迅為標杆，甚至讀魯迅讀過的書，從而完成了文章境界的衰年蛻變；再如汪曾祺，其子汪朗在《“老頭兒”三雜》中談到了汪曾祺的魅力之所在，乃是讀雜書、吃雜食、寫雜文。可以說，汪曾祺的雜覽與雜寫，實際上接續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法脈；而對於木心來說，陳丹青在《孤露與晚晴》中，則以深情熱誠的筆觸，追憶了木心浪跡紐約的寫作與生活，也寫了木心的歸來和遠去，以及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文學財富。瑣碎的往事勾勒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與情趣，也於不經意中看到了他謎一般的人生經曆、藝術修煉、文學造詣和學識底蘊。顯然，木心是一顆藝術的“孤露”，也是一種人生的“晚晴”。
但遺憾的是，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當代作家，卻是少矣。畢竟孫犁、黃裳、汪曾祺已經遠去，我們隻能在不斷重讀他們的舊文中來感受那份卓絕的才情與識見。或許還有邵燕祥、李長聲、張宗子、止庵這樣的當代作家令我們期待，諸如邵燕祥對於往事的記憶與深思，李長聲對於日本風物的考證和介紹，止庵對於知堂法脈的研習與追模，張宗子在海外讀雜書寫筆記的那份寂靜與自守，都是值得我們為之流連的。而已愈百歲高齡的楊絳先生，其文章修煉，更是達到了一種大象無形與大音希聲的高妙境界。當然，作家文章中，我也常常被張承誌所吸引，他的純粹，他的孤傲，他的追尋，他的思索，雖然對於其關注所在，我個人也時有難以認同之處，但對於他筆下流淌的文字，卻時刻保持著一種敬重的態度。再還有韓少功，我曾為他的眾多充滿思辨與智趣的學術隨筆所驚豔， 但他的長篇新作《革命後記》，卻令我失望，這種企圖跨界來論述曆史和討論現實的勇氣值得欽佩，但其間充斥的那種漂浮與狐媚，令我感到驚異。這種感覺，其實早在讀他的那冊為人稱道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已有感觸。
談論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在2014年則有兩篇同題文章值得關注。學者張鳴的隨筆《父親的贖罪》與小說作家胡發雲的隨筆《父親的“交代”》，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篇文章均寫到了他們各自的父親，也寫到了父輩的往事和命運，但卻互為補充，展示了一代人在大時代背景下的相似遭遇。他們的父親均曾在1949年以前為國民黨的低級軍官，一位在革命成功後因為背負了沉重的曆史罪責，從而不斷地試圖通過自我懲罰式的贖罪來減輕那種被認定的罪責，而另一位則在革命成功後不斷通過掩蓋、回避甚至是改寫自己的曆史來試圖逃脫新時代的懲罰。不管他們在易代之前曾有過多少的艱辛與榮耀，也不管是他們在鼎革之後為新社會做出了多麼沉重的付出，他們都須用自己的一生來書寫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錯位。張鳴是曆史學家，有才情也有擔當；胡發雲是小說作家，有擔當也有情懷，他們在追尋父輩的人生曆程中，試圖通過小人物的命運來折射時代的荒謬與殘酷，從而以自己的筆觸共同完成了曆史的另一種見證。在這一點上，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達到了幾乎一致的深邃與澄澈，我為張鳴的動人才情讚歎，也為胡發雲難得的史家情懷感慨。
恰巧在編選2014年的中國隨筆年選時，這幾位我所喜愛的作家，幾乎都有論者談及。諸如關於孫犁，學者孫鬱便有精彩的文章論及。在《孫犁的魯迅遺風》中，孫鬱將孫犁放在“五四”的精神傳統之中予以論述，但同時也讓我們明白了一個因緣，孫犁晚年的文章之所以沉鬱老辣，乃正是接續了“五四”特別是魯迅的精神傳統，他暗自以魯迅為標杆，甚至讀魯迅讀過的書，從而完成了文章境界的衰年蛻變；再如汪曾祺，其子汪朗在《“老頭兒”三雜》中談到了汪曾祺的魅力之所在，乃是讀雜書、吃雜食、寫雜文。可以說，汪曾祺的雜覽與雜寫，實際上接續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法脈；而對於木心來說，陳丹青在《孤露與晚晴》中，則以深情熱誠的筆觸，追憶了木心浪跡紐約的寫作與生活，也寫了木心的歸來和遠去，以及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文學財富。瑣碎的往事勾勒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與情趣，也於不經意中看到了他謎一般的人生經曆、藝術修煉、文學造詣和學識底蘊。顯然，木心是一顆藝術的“孤露”，也是一種人生的“晚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