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遺憾的是，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當代作家，卻是少矣。畢竟孫犁、黃裳、汪曾祺已經遠去，我們隻能在不斷重讀他們的舊文中來感受那份卓絕的才情與識見。或許還有邵燕祥、李長聲、張宗子、止庵這樣的當代作家令我們期待，諸如邵燕祥對於往事的記憶與深思，李長聲對於日本風物的考證和介紹，止庵對於知堂法脈的研習與追模，張宗子在海外讀雜書寫筆記的那份寂靜與自守，都是值得我們為之流連的。而已愈百歲高齡的楊絳先生，其文章修煉，更是達到了一種大象無形與大音希聲的高妙境界。當然，作家文章中，我也常常被張承誌所吸引，他的純粹，他的孤傲，他的追尋，他的思索，雖然對於其關注所在，我個人也時有難以認同之處，但對於他筆下流淌的文字，卻時刻保持著一種敬重的態度。再還有韓少功，我曾為他的眾多充滿思辨與智趣的學術隨筆所驚豔， 但他的長篇新作《革命後記》，卻令我失望，這種企圖跨界來論述曆史和討論現實的勇氣值得欽佩，但其間充斥的那種漂浮與狐媚，令我感到驚異。這種感覺，其實早在讀他的那冊為人稱道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已有感觸。
談論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在2014年則有兩篇同題文章值得關注。學者張鳴的隨筆《父親的贖罪》與小說作家胡發雲的隨筆《父親的“交代”》，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篇文章均寫到了他們各自的父親，也寫到了父輩的往事和命運，但卻互為補充，展示了一代人在大時代背景下的相似遭遇。他們的父親均曾在1949年以前為國民黨的低級軍官，一位在革命成功後因為背負了沉重的曆史罪責，從而不斷地試圖通過自我懲罰式的贖罪來減輕那種被認定的罪責，而另一位則在革命成功後不斷通過掩蓋、回避甚至是改寫自己的曆史來試圖逃脫新時代的懲罰。不管他們在易代之前曾有過多少的艱辛與榮耀，也不管是他們在鼎革之後為新社會做出了多麼沉重的付出，他們都須用自己的一生來書寫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錯位。張鳴是曆史學家，有才情也有擔當；胡發雲是小說作家，有擔當也有情懷，他們在追尋父輩的人生曆程中，試圖通過小人物的命運來折射時代的荒謬與殘酷，從而以自己的筆觸共同完成了曆史的另一種見證。在這一點上，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達到了幾乎一致的深邃與澄澈，我為張鳴的動人才情讚歎，也為胡發雲難得的史家情懷感慨。
張鳴與胡發雲的寫作追求，令我想到了捷克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名言：在真實中生活（LIVE IN TRUTH ）。在麵對2014年的隨筆寫作時，我在更多學者的隨筆寫作中看到了這種堅守道義的追求，諸如謝泳對於陳寅恪有關中國小說的闡發與鉤沉，趙園關於《吳宓日記》中有關舊學人與新時代的錯位悲劇，陳徒手對於陳荒煤命運的細心鉤沉與發微，康正果對於施蟄存的晚年境遇的側麵描述，章詒和關於大律師張思之及其新書的深情論述，張霖對於作為青年學人的丈夫張暉不幸早逝的追問，如此等等，都是試圖通過對於知識分子這一個案的深入挖掘，以微小的切口而更多地來展示時代的橫截麵。他們在論者的筆下，或被稱為曆史的“被發掘者”，或以“精神知音”論之，讀來常有沉鬱頓挫之感。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張霖的隨筆《君子永逝，我懷如何？》，這位失去“君子”張暉的青年學者，以其沉鬱動情的筆觸，不僅發出愛人逝去的天問，更歎息了當代學人在堅守中的安貧樂道，同樣還嘲諷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於追求真知者的盲視、腐敗與僵化。我從這些微言大義的文章中，既看到了專業的厚實底蘊，也看到了一種精神的升騰氣象。
如果揭示真相是寫作者的一種權利，那麼對於自由的追尋，對於革新的探究，對於科學的普及，也同樣應是寫作者的一種權利，在2014年，這些人類共同關注的理念成為學者們筆下奏響的曲調，以不同的方式讓我們得到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禮與靈魂的衝擊，盡管它們宛如微星一樣散落天際，卻令我們讀來油然感到溫暖。諸如浦實在《自由之路》這篇長文中，詳實而獨到地寫了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追求自由的精神地圖，特別是其在度過漫長的監獄歲月中的強大毅力，可以說是人類對於自由的追求與掙紮的一個永恒的情景；王曉漁在隨筆《“獅子要吞噬多少隻夜鶯，才能學會歌唱”》一文中，向我們描述了作家奧威爾在追求自由付出的心靈煎熬。王曉漁與浦實兩位筆下的奧威爾與曼德拉，堪稱是人類追求自由的精神領袖，而江弱水與林賢治兩位學者，他們其中一位試圖通過評價一本描述前蘇聯知識分子的著作《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而另一位則試圖評價一本描述捷克曆史的著作《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共同表達了政治極權對於自由的扼殺，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恐懼、壓抑、冷漠和蕭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