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計無著，喪家狗一樣沒有個窩，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茨維塔耶娃寫詩讚頌她在巴黎穩固的書桌，這對曼德施塔姆來說簡直是奢侈，他偶爾才能借用一下別人家的餐桌寫下他頭腦中形成的詩篇。茨維塔耶娃1939年回國後沒有住處，她向作協書記法捷耶夫求告，卻連一個平方都不給。曼德施塔姆更窘困，被作家組織捆綁了二十年，沒有作協的許可，就連一片麵包屑都得不到。阿赫瑪托娃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她在大饑荒時代的貧窮，曾令目擊者失聲驚叫。因為“對俄國文學作出貢獻，卻無法在蘇聯文學中找到位置”，三十五歲的阿赫瑪托娃“老太太”不得不領取每個月七十盧布的“養老金”。曼德施塔姆發放的則是“退休金”。也不算冤枉他，因為他衰老得太厲害，四十出頭就被喚作“老頭子”，在集中營裏五十多歲，看上去倒有七十左右了。
這就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三位最傑出詩人的命運。別爾嘉耶夫說：
俄國革命同樣是俄國知識分子的終結。革命永遠是忘恩負義的。俄國革命黑著良心對待俄國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迫害，使他們沉入深淵，並不顧念他們為革命作過準備。它把整個俄羅斯文化都拋入深淵，實際上，後者一直是反對曆史上的政權的。（《自我認知》第九章）
的確，正如金雁在《倒轉紅輪》自序中所說的，俄語的“知識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詞，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對派”、“心靈反對派”，是指那些“把不認同現存製度、質疑官方教義作為終身目標”的人，與專製製度存在天然的“離心力”。在沙皇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優秀人士不斷遭監禁，被流放，但比起斯大林政權對知識分子的虐殺，舊製度卻顯得仁慈許多。回憶錄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沙皇的監獄遠沒有新時代的黑暗。“有些人熟悉沙皇時期的監獄，那時的監獄也絕無人道可言，可蹲過沙皇監獄的那些人卻證實了我的一個猜測，即當時的被捕者要健康得多，他們的心理也保持得更好，遠勝過如今。”（《錯覺》）這也證明別爾嘉耶夫所言不虛：“契卡的監獄十分艱苦，革命監獄的紀律要比舊製度監獄的紀律更為冷酷。我們處在舊監獄裏不曾有過的絕對隔離狀態中。”沙皇流放人犯不會牽扯到家人，但斯大林用的是斬草除根的滅門法。政治犯的孩子也會集中到特設的地方，被視為將來的替父複仇者，其命運不問可知。對流放者而言，更可怕的是民眾的冷漠，連看都不看一眼，因為對囚犯們表示憐憫已經不被允許，遑論施舍。而在沙俄時代，十二月黨人是在民眾崇敬的眼光裏踏上冰雪曆程的。斯大林切斷了整個俄羅斯文化的根。
但是，娜傑日達的這本回憶錄，不僅僅是為保存記憶，給一代高貴的、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怎樣在國家使用的暴力、謊言和殺戮麵前被毀滅提供一份備忘錄，也就是說，不僅僅具有反映那個時代的廣度及真實度，此書真正非凡的價值在於反思那個時代的深度。娜傑日達將夾敘夾議的寫法貫穿始終，她總是在描述場景與事件之後，加以精到的評點和細致的剖析，使理性與感性高度統一，有著赫爾岑《往事與沉思》式的凝重風格和透視曆史的犀利眼光。在冷靜地記述非人間的苦難的正文空白處，眉批一樣散布著振聾發聵的警世與醒世之語，直鑽入我們的骨髓裏去。
生計無著，喪家狗一樣沒有個窩，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茨維塔耶娃寫詩讚頌她在巴黎穩固的書桌，這對曼德施塔姆來說簡直是奢侈，他偶爾才能借用一下別人家的餐桌寫下他頭腦中形成的詩篇。茨維塔耶娃1939年回國後沒有住處，她向作協書記法捷耶夫求告，卻連一個平方都不給。曼德施塔姆更窘困，被作家組織捆綁了二十年，沒有作協的許可，就連一片麵包屑都得不到。阿赫瑪托娃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她在大饑荒時代的貧窮，曾令目擊者失聲驚叫。因為“對俄國文學作出貢獻，卻無法在蘇聯文學中找到位置”，三十五歲的阿赫瑪托娃“老太太”不得不領取每個月七十盧布的“養老金”。曼德施塔姆發放的則是“退休金”。也不算冤枉他，因為他衰老得太厲害，四十出頭就被喚作“老頭子”，在集中營裏五十多歲，看上去倒有七十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