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其實是一個珍愛生活並興致勃勃地記錄生活、保存生活的人。一張電影票，一份演劇說明書，連外出旅行的公交車票、公園門票，都會收藏起來。看一次排球聯賽，他會將各隊出場隊員姓名，各場比賽的比分都一一記下，甚至家庭購物，他都會認真記下流水賬——這些文字，常常成為我日後寫作的資料。他也給我們講過許多他年輕時候的遊曆或奇遇，北京的風情，西安的吃食，在廬山爬好漢坡，在大西北熬鷹，坐羊皮筏子渡滾滾黃河，在十裏洋場的大上海，看那種豪華賭場的賭徒們打“蘇哈”一夜輸掉萬貫家產，在大沙漠騎馬掉隊遇見狼群，被它們團團圍困在一個小沙丘上，天色漸黑，直到燒完了隨身帶的所有可以燃燒的東西，才被趕來的同伴們救下，有時也會講到幾件他一生中很得意的奇特醫案，但那都是發生在平民身上的故事……他堅決地回避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歲月。
上世紀90年代末期，我們搬遷新居。清理父母的各類遺物時，發現了和父親那一段歲月有關的東西——在一隻破損不堪的牛皮紙袋裏，裝著厚厚一摞紙質不同、墨跡各異的材料，那是1949年後，父親在曆次運動中的自傳、履曆、交代材料或認罪書。好幾次，我讀著讀著，不忍再讀下去。這個一生都那麼自尊自持、淡定從容的人，會寫下這麼多自汙自辱的文字。如果說50年代的自傳尚還客觀、冷靜、抱持著分寸，到了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的認罪書，就不忍卒讀了。那是他自1949年來的二十年中，第一次被隔離審查，那時候，我們兄妹三個已經插隊去了，家裏隻有多病的母親和剛上初中的小弟。我們不知道他當時的處境和心境。
父親之所以數十年來一直保留著這些屈辱底稿，我想大約是為了安全，他必須在不同運動不同背景下，保持自己敘述或交代的前後統一，唯一不同的是，他對自己“罪惡曆史”交代得更徹底、更細致，以至許多微不足道或純屬私人生活的細碎往事，都不斷地被挖掘出來。他對自己的批判也在一次次升級，一次次加入新的政治語詞，以符合運動的需要。至於為什麼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國家已宣布放棄階級鬥爭，他自己也進入耄耋之年，還依然保存著這些屈辱的文字，是他有意想留給我們，還是他沒有完全相信，這些東西是永遠也用不著了，就已不得而知了。
為了認識父親，我不得不一次次背負沉重，強忍痛楚，將父親在一次次愈來愈強大的壓迫與恐懼中，為了自身和家庭的安全寫下的那些文字讀下去，這件事斷斷續續用了我好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我又沿著父親文字的線索，四處搜尋它背後的曆史真相。最後，我終於從這些文字中讀到一個壯麗溫婉令人激動悵然的家族故事，一個時代大變遷、大震蕩中的漢口人家的命運。
父親其實是一個珍愛生活並興致勃勃地記錄生活、保存生活的人。一張電影票，一份演劇說明書，連外出旅行的公交車票、公園門票，都會收藏起來。看一次排球聯賽，他會將各隊出場隊員姓名，各場比賽的比分都一一記下，甚至家庭購物，他都會認真記下流水賬——這些文字，常常成為我日後寫作的資料。他也給我們講過許多他年輕時候的遊曆或奇遇，北京的風情，西安的吃食，在廬山爬好漢坡，在大西北熬鷹，坐羊皮筏子渡滾滾黃河，在十裏洋場的大上海，看那種豪華賭場的賭徒們打“蘇哈”一夜輸掉萬貫家產，在大沙漠騎馬掉隊遇見狼群，被它們團團圍困在一個小沙丘上，天色漸黑，直到燒完了隨身帶的所有可以燃燒的東西，才被趕來的同伴們救下，有時也會講到幾件他一生中很得意的奇特醫案，但那都是發生在平民身上的故事……他堅決地回避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歲月。
上世紀90年代末期，我們搬遷新居。清理父母的各類遺物時，發現了和父親那一段歲月有關的東西——在一隻破損不堪的牛皮紙袋裏，裝著厚厚一摞紙質不同、墨跡各異的材料，那是1949年後，父親在曆次運動中的自傳、履曆、交代材料或認罪書。好幾次，我讀著讀著，不忍再讀下去。這個一生都那麼自尊自持、淡定從容的人，會寫下這麼多自汙自辱的文字。如果說50年代的自傳尚還客觀、冷靜、抱持著分寸，到了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的認罪書，就不忍卒讀了。那是他自1949年來的二十年中，第一次被隔離審查，那時候，我們兄妹三個已經插隊去了，家裏隻有多病的母親和剛上初中的小弟。我們不知道他當時的處境和心境。
父親之所以數十年來一直保留著這些屈辱底稿，我想大約是為了安全，他必須在不同運動不同背景下，保持自己敘述或交代的前後統一，唯一不同的是，他對自己“罪惡曆史”交代得更徹底、更細致，以至許多微不足道或純屬私人生活的細碎往事，都不斷地被挖掘出來。他對自己的批判也在一次次升級，一次次加入新的政治語詞，以符合運動的需要。至於為什麼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國家已宣布放棄階級鬥爭，他自己也進入耄耋之年，還依然保存著這些屈辱的文字，是他有意想留給我們，還是他沒有完全相信，這些東西是永遠也用不著了，就已不得而知了。
為了認識父親，我不得不一次次背負沉重，強忍痛楚，將父親在一次次愈來愈強大的壓迫與恐懼中，為了自身和家庭的安全寫下的那些文字讀下去，這件事斷斷續續用了我好幾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我又沿著父親文字的線索，四處搜尋它背後的曆史真相。最後，我終於從這些文字中讀到一個壯麗溫婉令人激動悵然的家族故事，一個時代大變遷、大震蕩中的漢口人家的命運。
我見到父親最早的一份履曆，是1955年寫的，查閱了一下，當時正值審幹運動。可以看出，當年的父親，已經學會了一套“新中國”的語言，並按照新時代的價值觀來進行陳述。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務過的許多機構前，都加上一個“偽”字——“偽一四五後方醫院”、“偽第三十三衛生船舶所”、“偽測量學校”（但略去了“軍政部”、“中央陸地”等字眼），包括對中國農村進行了慘烈屠戮破壞，並導致胡家背井離鄉從江西遷徙到武漢的張獻忠，也用了這樣標準的革命語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漢市人。祖籍江西，在張獻忠領導農民起義時遷來武漢居住。我祖父胡遠盛年青時自行耕種小塊土地，到老年時因所種田地靠近鐵路線被當時鐵路局購買去了，因此改業經商，在漢口開設振豐織布廠，數年後由於生意不好而停業，購置平房數間靠收租金過活。1915年患腦充血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