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的天真，在好“以自己之思想感情向人宣泄”（1965年3月29日）。即自我批判亦天真。如說“凡宓當時所畏避者，今知皆發自毛主席；而凡宓當時所喜愛者，今知皆來自劉少奇”（1968年12月9日），未必不是真話。尚有其他對自己極為不利的供述，適足以坐實其“反共”、“反動”、“反革命”（尤其“反文化大革命”）之罪。一次被他人勸導後，他在日記中寫道：“諸君之說法，皆是‘站在正確之立場’，即是認定毛主席所主張、發動之階級鬥爭、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確而必要，不容絲毫懷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與感情上，斷斷不能接受，不能屈從與苟同。”（1967年11月14日）吳另有自語的“惡習”。1972年1月7日，記開會時自己呢喃自語：“懷德耶，抑畏威耶？”被周圍的人斥責，追問其所言何字，吳“堅不吐露”。這一回，他總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
開口便錯的吳宓，“文革”中竟然堅持記日記，不能不是災難性的——不唯對他本人。吳宓“文革”中的一大厄，正由日記引起。我將在其他處談到“文革”中的“私域”與“公域”，對“私域”的恣意侵犯，包括對日記、私人信件的任意沒收、審查、公之於眾，甚至作為罪案，據此而定讞。吳宓是知名人士中，因日記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且“罪大惡極”）的例子。吳在1968年12月17日的日記中，說其全部“反動日記”被抄，“宓1967—1968對文化大革命之誤解，又適成為宓‘反對’毛主席最大之罪狀，嗚呼，哀哉！”同年12月18日日記中說，批鬥者的指控，“皆引據宓曆年日記及《吳宓詩集》中例以實之；其所舉1967—1968宓日記中之語句，對宓更為致命之傷”。此後的批鬥，日記與詩集是坐實其“反革命”的主要材料。“一打三反”運動中，西南師範學院將吳作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中揭發出來的“反共老手”、“現行反革命分子”，甚至有人主張將其送交公安局，依法懲辦（1969年3月30日）。他曾為自己辯護，說因“生性孤僻，不喜與眾人接近”，故“長有寫日記之習慣”，因“所寫者無人得知，無人能見”，即“未加辨析，未多思考”（1968年12月19日）。還說日記係他交出，非“秘密私藏”；日記中被摘出者，“盡是單詞、隻句”；摘出的是文字（即思想），不是事實、行動，不應當構成“文字獄”（1970年3月30日至4月1日）。
及至日記成了紅衛兵們的“公共讀物”，吳宓也就無所遁形。連早餐食用兩個饅頭兩枚雞卵，也成了紅衛兵大聲譏嘲的內容。也應當說，吳宓“文革”期間的日記中，的確大有犯忌的言論。如說某人的種種爭鬧，“足見盛倡階級鬥爭而不言道德教育，其結果為何如矣！”（1967年4月13日）校內有人侮辱、痛打教員，他在日記中有直接針對當前運動之議論，如別人談到十年後再來一次，他則說“屆時已無文化存留”（1967年11月28日）；感歎報紙“無新聞，無紀事，隻有宣傳與教訓而已”，“學校中所談所寫所讀者，亦惟是此種宣傳與教訓：至於中西古今之學術文化，已無人眷念及稱道及之者矣”（1968年2月27日）！更其特別的是，在因日記得禍之後，仍不“吸取教訓”。1973年8月31日由《人民日報》讀到因張鐵生事件而停止高考，吳宓議論道：“此劣生之讕言，何足注意，政府大錯矣。”這一種“自抒己見”的天真率性，實在是致命的。
吳宓的天真，在好“以自己之思想感情向人宣泄”（1965年3月29日）。即自我批判亦天真。如說“凡宓當時所畏避者，今知皆發自毛主席；而凡宓當時所喜愛者，今知皆來自劉少奇”（1968年12月9日），未必不是真話。尚有其他對自己極為不利的供述，適足以坐實其“反共”、“反動”、“反革命”（尤其“反文化大革命”）之罪。一次被他人勸導後，他在日記中寫道：“諸君之說法，皆是‘站在正確之立場’，即是認定毛主席所主張、發動之階級鬥爭、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確而必要，不容絲毫懷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與感情上，斷斷不能接受，不能屈從與苟同。”（1967年11月14日）吳另有自語的“惡習”。1972年1月7日，記開會時自己呢喃自語：“懷德耶，抑畏威耶？”被周圍的人斥責，追問其所言何字，吳“堅不吐露”。這一回，他總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
開口便錯的吳宓，“文革”中竟然堅持記日記，不能不是災難性的——不唯對他本人。吳宓“文革”中的一大厄，正由日記引起。我將在其他處談到“文革”中的“私域”與“公域”，對“私域”的恣意侵犯，包括對日記、私人信件的任意沒收、審查、公之於眾，甚至作為罪案，據此而定讞。吳宓是知名人士中，因日記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且“罪大惡極”）的例子。吳在1968年12月17日的日記中，說其全部“反動日記”被抄，“宓1967—1968對文化大革命之誤解，又適成為宓‘反對’毛主席最大之罪狀，嗚呼，哀哉！”同年12月18日日記中說，批鬥者的指控，“皆引據宓曆年日記及《吳宓詩集》中例以實之；其所舉1967—1968宓日記中之語句，對宓更為致命之傷”。此後的批鬥，日記與詩集是坐實其“反革命”的主要材料。“一打三反”運動中，西南師範學院將吳作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中揭發出來的“反共老手”、“現行反革命分子”，甚至有人主張將其送交公安局，依法懲辦（1969年3月30日）。他曾為自己辯護，說因“生性孤僻，不喜與眾人接近”，故“長有寫日記之習慣”，因“所寫者無人得知，無人能見”，即“未加辨析，未多思考”（1968年12月19日）。還說日記係他交出，非“秘密私藏”；日記中被摘出者，“盡是單詞、隻句”；摘出的是文字（即思想），不是事實、行動，不應當構成“文字獄”（1970年3月30日至4月1日）。
及至日記成了紅衛兵們的“公共讀物”，吳宓也就無所遁形。連早餐食用兩個饅頭兩枚雞卵，也成了紅衛兵大聲譏嘲的內容。也應當說，吳宓“文革”期間的日記中，的確大有犯忌的言論。如說某人的種種爭鬧，“足見盛倡階級鬥爭而不言道德教育，其結果為何如矣！”（1967年4月13日）校內有人侮辱、痛打教員，他在日記中有直接針對當前運動之議論，如別人談到十年後再來一次，他則說“屆時已無文化存留”（1967年11月28日）；感歎報紙“無新聞，無紀事，隻有宣傳與教訓而已”，“學校中所談所寫所讀者，亦惟是此種宣傳與教訓：至於中西古今之學術文化，已無人眷念及稱道及之者矣”（1968年2月27日）！更其特別的是，在因日記得禍之後，仍不“吸取教訓”。1973年8月31日由《人民日報》讀到因張鐵生事件而停止高考，吳宓議論道：“此劣生之讕言，何足注意，政府大錯矣。”這一種“自抒己見”的天真率性，實在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