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這番自述，豈不是對“電閃雷鳴五十春”更切實的解說，也正是這首《無題》深意之所在嗎？但他為何會將它“書奉”給我呢？
我和李老隻有過“一麵之交”，一次麵對麵的交談。那是1982年3月，他不知從哪裏見到幾本《走向世界叢書》，便通知我進京開會。會期八天，彼此都忙。某次用餐時，他移樽就我，說有部由緬甸去英國的清人遊記刻本相贈。我知道這是王芝的《海客日譚》，因已有複印本，便辭謝了，卻急於向他說起曾國藩全集必須重編的道理來。他對於原刻《曾文正公全集》的“不全”也有興趣，聽得津津有味。大約交談了40多分鍾，連準備送他的一本《水滸葉子》（因為見過他介紹“水滸葉子”的文章）都忘了提起，我便在陸續來找他談“項目”的人快要圍成一圈時，自行告退了。
雖然隻有這“一麵之交”，李老卻一直關心著我的工作和文字。9月和11月間，他兩次來信，動員我將為《走向世界叢書》各種所寫的前言“集合起來，印為一冊”。後來《從東方到西方》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又寫來了精彩的序言。1983年3月，《人民日報.大地》發表了我寫的《潘漢年夫婦最後的日子》，一個多月後，便收到李老寄來的這首《無題》。這回他卻沒有另外寫信，是不是跟我那篇文章有關呢？那就不清楚了。
李一氓是真正的老革命、老文化人。我還未出世，他就譯過《土地問題》等許多書，編過《文化批判》等好些刊物。我六歲時，他就當上新四軍和東南局的秘書長了。1982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當編輯，他則是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常委。他和我之間的差距，實在大得很。
應該說，在很多很多方麵，李一氓和我都是迥然不同的。我和他完全沒有可比性。但是，迥然不同的兩個人，某個時候也可能會產生某種共同的理念或情緒，比如說，對“水滸葉子”的喜愛，對“走向世界”的關心……還有對電閃雷鳴的“驚心動魄”，對潘漢年之死的“目眩神傷”……
錢鍾書《山齋涼夜》詩
孤螢沒竹淡收光，雨後宵涼氣挾霜。
細訴秋心蟲語砌，冥傳風態葉飄廊。
相看不厭無多月，且住為佳豈有鄉。
如缶如瓜渾未識，數星飛落忽迷方。
“山齋涼夜舊什錄呈叔河賢友雅屬”，下鈐圖章“錢印鍾書”、“默存”，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封信：
叔河賢友如晤：
除夕前了筆墨宿債，憶吾友與正兄曾索拙書，即寫兩紙，所錄皆四十年前寓貴省時作詩也。正思寄奉，忽得尊函，攝影風度大佳，珍藏時時展玩，如見故人矣。內人畏寫字請兄豁免。老翁既被役，老婦可從寬減乎，一笑。獻歲有新，維身心康泰著述新富為頌。筆禿不成字，草此即頌儷祉。錢鍾書敬上，楊絳同候，一月二日夜。
這“一月二日夜”是在八十年代初，那麼“四十年前”正好是錢先生執教藍田（今漣源）“國師”時。《圍城》裏說，這所學校的規模不大，除了女學生和家眷，全都住在一個“本地財主的花園”裏，這便是離藍田鎮不到半裏的“李園”，也即詩題中的“山齋”。
從來信看得出，我乞字的對象本是錢楊兩先生，但錢先生寧願自己在除夕前本該放鬆休息時“被役”，也要替楊先生請求“豁免”。聯想起詩中“細訴秋心”、“豈有鄉”的離人寂寞，這一對青春作伴白首同歸的文人夫婦之伉儷情懷，確實令人忻羨。
錢楊的學問文章早有曆史定位，完全不必再以書名；但我對兩先生的書法，也和對他們的文章一樣喜歡。署“錢鍾書默存稿，楊絳季康錄”的影印本《槐聚詩存》，至今常在我案頭枕畔。書中一九四〇年部分第二十九頁下的《山齋涼夜》，和寫給我的那首有兩字不同——首聯中“沒”字作“隱”，“挾”字作“蘊”，再就是末聯中“如缶如瓜”有小注：“流星如缶如瓜雲雲，見後漢書天文誌。”由楊先生秀雅的楷書寫出來，和錢先生行雲流水的手跡對觀，真堪稱“四美具，二難並”（“四美”謂兩先生的文辭和書法，因為書中也有錢氏手跡和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