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令希是個具有發散性、創新性思維的人，他喜歡不拘一格，不喜歡被條條框框捆死。新的大學雖然底子薄，卻沒有束縛。更重要的是，當時的遼寧工業，被稱為全國的老大，錢令希一向倡導力學從來就是為滿足社會需求，特別是生產、工程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力學的發展來自實踐，而實踐又不斷地推進力學的發展。大連的工業又在遼寧舉足輕重。去了大連，他能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於是，他便在內心打定了主意。
等到屈伯川“三顧茅廬”以誠相邀的時候，錢令希侃侃而談在大連工學院發展的思路。那副樣子，幾乎是“未出茅廬，已三分天下”。隻差沒像隆中的“臥龍先生”那樣，與“劉備”策馬同行。很多人都很奇怪，問他，你怎麼能答應去大連呢？大連是抗美援朝的前線，美國人一過鴨綠江就到大連了。還有美國的飛機，一眨眼就飛過來了，防不勝防啊！再說，一家人從南方搬到北方生活，也是很難適應的。
令希不為大家的勸阻所動，他相信我們有能力保家衛國，況且祖國的前線正迫切需要一批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
因為浙大的一些工作還沒有做完，錢令希為人做事的風格又是從來不留尾巴。於是，離開浙大與來到浙大，他上演了同一幕，讓妻兒先行一步，讓他們先到大連安下家來，他隨後再去。與來到浙大不同的是，坐車去大連時，他們多了三歲的女兒錢唐，也沒有了當年烽火連天時對妻兒“是否安全，是不是還活著”的憂慮。
屈伯川如獲至寶。
家，屈伯川早巳經給安置好了，妻子倪暉的工作，兒子上學的學校，一並安置妥當，隻等錢令希前來報到。
在翹首企盼中，迎來了1952年的1月，錢令希來了，坐著從杭州通往大連的火車來了，風塵仆仆地趕來了。盡管錢令希把妻兒早早地送來，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對於求賢若渴的屈伯川來說，那也是度日如年，生怕中途生變。
這位來自西子湖畔，風華正茂的才子，這位年僅35歲就聞名海內外的科學家，像朝霞一般出現在東北濱城大連站。
盡管錢令希對抗美援朝的前線城市大連有一定的心裏準備，但身邊的情景還是讓他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下了火車，走向街巷，所有房子的窗子都貼著米字形的紙條，以預防美國飛機轟炸震碎玻璃。晚上看書，也要罩上一個黑燈罩子，除了燈下那一處是亮的，別處都是黑的，外麵看不到一絲燈光。不管怎麼說，白天有密集的防空炮火，美國飛機想轟炸也有所忌諱，到了晚上，嚴格的燈光管製，就會讓美國飛機無法發現目標。
對於豁達開朗的錢令希來說，一走進校門，就把這一切都忘了，一門心思地撲在了工作上。從此，這位學者從滿頭烏發到銀發皓首，同這所大學同呼吸、共命運，一同經曆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
初到“大工”’錢令希有許多不適。最讓他感到頭痛的是學校的圖書館。一間教室，幾個書架子，一個上午就將所有的藏書都瀏覽完了。他心裏很不舒坦，暗自說，真糟糕，這地方沒有書，將來怎麼工作呀。
要知道，錢令希初來時的大連工學院辦學基礎非常薄弱。這個誕生在解放戰爭炮火之中的大學差不多就是單科的大學。教師二百多人，教授才八個，本科生四百多，而且教師隊伍並不穩定。直到錢令希來了，“軍心”才穩定了下來。年僅35歲的錢令希紮根在“大工”，再加上還有專家將陸續被屈伯川“招安”進來，這讓剛剛三歲的“大工”頓時顯現出了令人向往的前景。那些搖擺不定的老師也就安心地留下來了。
從走下火車那刻起，錢令希就把自己忘了。大連這座濱城完全把他融化了。“大工”發展的前景，又完全把他“分割”了。杭州的徹夜長談，他向屈伯川勾畫了“大工”發展的太多藍圖，將這些藍圖一步一個腳窩地落到實處，那就得學會“分身術”。
可以說，一到“大工”，錢令希完全地把自己分解了。他把時間也換算成了“最佳力學結構”，一分一秒都優化到工作中去了。分身有術地做著一件又一件關乎“大工”未來的事情。
作為一名滿懷愛國報國之誌的教授、學者，錢令希到了大連工學院，即刻感受到這個新生的大學對於剛剛誕生不久的共和國的價值。他以幾近於政治家的思維，與院長屈伯川一道開始了教育家的戰略架構。錢令希認識到，新中國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百廢待興。各項事業不僅急需人才，還需要強有力的智力與技術支持。所以，大學不能閉門造車培養人才，必須打開校門，麵向生產實際和經濟建設“主戰場”。學生不僅要學習係統的理論知識，還必須掌握工程實踐技術。教授不能隻坐在書齋裏做“自我”的學問，還必須麵向工農，麵向生產一線。大學不僅要培養人才，還必須要擔當科學研究的“發動機”。也正是秉承這樣一種辦學思想，錢令希開始完善教學單位，組建科學研究所，創建科研學刊，搭建研究隊伍，投身國家重大工程……
整個五十年代，錢令希完全把自己投給了“大工”的辦學和科研，投給了國家的重大工程。我們用不著細致地敘述一件又一件具體的事情，僅僅列一下清單，就知道他該有多忙了。
1952年，完善土木係，幵設“靜定結構學”和“超靜定結構學”等一些新科目；兼任學校科學研究部主任；遵循屈伯川院長“靠海吃海”的辦學思想，主持創辦全國第一個港口工程專業。
1953年，主持製訂了“大工”各專業發展規劃，重點扶持青年教師；與蘇聯進行學術銜接，為工作方便，硬是自學啃下俄語；帶領青年教師設計我國第一個現代化漁港一大連漁港。
1954年，擔任武漢長江大橋工程顧問，參加橋梁的規劃和科學研究；主持創辦《大連工學院學刊》〈現名為《大連理工大學學報》〉；創立學校學術報告會製度，每年進行一次學術報告。
1955年，作為負責人之一參與了武漢長江大橋的設計，並於下半年親臨現場，解決施工中的具體問題，兩年後竣工。毛澤東曾為此欣喜若狂，吟出“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名句。同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後改稱為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