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師是一個實用的理想主義者。”盧鵬羽想了一會兒說。
2010年，黃大年出任吉林大學“李四光實驗班”的班主任。這個班級選拔本科新生，旨在培養一批地探科學的預備軍。英語水平是選拔考試的重要標準之一。
這位新晉班主任常常請地探領域的國際牛人來長春，為自己的學生講課。
“一定要出去，出去以後一定要回來。”這是黃大年掛在嘴邊的一句叮囑。
學生周文月有時覺得，老師腦海中的時間表已經超過了他的生命長度，他在學生身上寄托了一個更宏大的未來。
本科畢業，周文月定了一個特別大的題目：汶川地震的地球磁場研究。黃大年很認可：國家需要這樣的研究！他清楚這個題目對於一個本科生來說難度太高，拜托馬國慶出差收集數據供周文月使用。
“他就是像把我領進門，讓我體驗一下有價值的研究是什麼樣的。”她慢慢反應過來。
和時下的風潮不同，黃大年的學生從不管自己的導師叫“老板”。惜時如金的黃大年也從不吝嗇和學生在一起的時間。
他們在地質宮暗黃色的水晶燈下高呼著號子拔河，在初春的巷口燒烤——黃大年還特意把車子開來擋住風，車載音響放起《斯卡布羅集市》助興。他愛攝影，去哪裏總是背著沉重的器材，指揮著大夥擺造型，一腦門兒汗。
在黃大年這裏，隻有一件事是開不得一點玩笑的——科研。
馬國慶和周文月都見過黃大年發火的樣子，平時微笑著的臉沉下來，桌子敲得梆梆響：“是不是懈怠了！”
黃大年給周文月博士論文的批注總是密密麻麻，連標點符號的錯誤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一次正討論著思路，黃大年突然一把蓋住攤開的論文，笑嘻嘻地問：“你別看，記得我改了什麼嗎？”
後來周文月才知道，黃大年少年時期與父親通信，去信總是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再同回複一並寄回。再相見，在廣西地質學校做老師的父親也常這樣突然蓋住被改過的信，說：“你別看，記得我改了什麼嗎？”
這個知識分子家庭的習慣和平翹舌不分的南方口音一樣，跟隨了黃大年一生。那是困難年代，父母下放山區，陪伴他的有李四光的故事，李四光從海的那邊歸來，“帶回來的行李滿滿都是書”。
2016年11月29日，黃大年在北京飛成都的飛機上昏了過去。回長春後，他被檢查出膽管癌。
這似乎是個身心永遠強健的男人。他的各類獲獎證書隨意塞在櫃子裏，隻有一次勝利被他一遍遍炫耀：一位外國專家來訪，兩人在泳池裏較量了一個來回。學生記得他快樂地躥出水麵，水珠四濺。
他們在重症監護室看見的老師仿佛換了一個人，蒼白，虛弱，困在病號服裏。那一刻，他們才第一次意識到：黃老師不是超人，是和他們一樣的普通人。
在他生命最後的歲月裏，護士長常發現這位教授全身用力在思考：躺在床上背對著門，身體繃得像拉滿的弓。
黃大年去世後，馬國慶接手了老師一係列未完成的工程。他離開實驗室的時間越來越晚，午休也總是以麵包替代。師弟師妹私下覺得，這位總愛開玩笑的大師兄神態越來越像老師了，克製、著急。
周文月最近則常常整個白天都忙於接待——采訪和參觀的人太多。她每天特意清早起床，推遲回宿舍的時間，用早晚的時間把科研的工作補上：“怕黃老師看到我懈怠。”有時深夜寂靜，走廊黑黢黢的，隻有自己的辦公室亮著燈，她想起黃大年常說的“地質宮裏有中國地探科學的靈魂”便十分安心。
她正在穩步推進“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回來”的前半部分。這位“李四光”班學生從地質宮的窗口望出去，正是恩師少年時注視過的盛夏光景。
（作者為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中國青年報》（2017年07月13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