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詩派與地域
有《汪辟疆文集》本、《汪辟疆論近代詩》本、《汪辟疆詩學論集》本等。
方湖此編，嚐以民國二十一年刊第一、二兩篇於《時代公論》第十、十二期，越二年，刊全稿於《文藝叢刊》第二卷第一期。又九年，刊《中國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題曰《近代詩派與地域小箋》；小箋，出吳棻手也。越十九年，複刊《南京大學學報》，題作《近代詩人述評》。一文之定，先後垂三十年，用心之貞愨有如是者。考近代以地域論學之風，倡於飲冰、太炎、左盦。分見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章太炎《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原學》、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等皆是其例也。此風盛行，由於西人“地理環境決定論”（Enviroal determinism，一作climatibsp;determinism或geographibsp;determinism）之興起及輸入。遠在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即有近似之論。近世孟德斯鳩、黑格爾、巴克爾（H.T.Buckle）重振之，而大成於拉采爾（Friedribsp;Ratzel）及其美國門人森普爾（E.C.Semple）。然此一學說，洵如西人所論，實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帝國主義（imperialism）、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兩思潮至相關（詳見Richard Peet，“The Social ins of Enviroal Determinism”，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bsp;Geographers，（09br1985），Vol 75，No.3，pp.309—333）。梁啟超之於此一學說，蓋販自日人著述，如浮田和民《史學通論》、誌賀重昂《地理學講義》之類是也。一時承學，率皆祖焉。迨丹徒柳翼謀始有違言，以為衶禫弟靡，說多不中，草《論今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載《史地學報》第一卷第一號，又見今人宋洪浜編《國學與近代諸子學的興起》）以駁之。其駁是也，但約觀其大，諸公之說，有不可廢者，懲羹吹齏，殆非大方所取。今考古學有所謂係統論（Archaeologibsp;Systems Theory），上古昧昧，賴斯以求；風俗、學術，循環可通。先秦之際，去古未遠，性情係於山川，聞見宥乎邦國，雖文明日進、有無互通，而胎息一方，有其大較。藉以申論，固有一得。程千帆翁於文學一科，上溯其源，以為因地論學，肇乎《漢書·地理誌》、《風俗通義》（《論文十箋》），可備參稽。
竊考伏生《虞夏傳》有曰“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雲雲，雖猶春秋以來，據歌詠以覘國風之意，亦可為班、應之先聲矣。且《管子·水地》有曰：“齊之水道躁而複，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西人亦以《管子》此說為近於地理環境決定論，詳W.Allyn Rickett.（Guanzi：Political, Eibsp;and Philosophibsp;Essays from Early a.）Volume II.Prion Uy Press，1998，pp.106。淺見所及，《大戴禮記·易本命》、《周禮正義·地官·大司徒》、《淮南子·地形訓》亦胥有“土地各以其類生人”之說。魏晉六朝以還，南、北之辨益亟，自經學以逮文學，罔不因是標界，區為兩派。《世說》《隋書》《北史》，炳然可征。宋元明清，此秘可睹。順康間，孫夏峰撰《中州人物考》《畿輔人物考》，隱然為北學張目，用是門人魏蓮六為纂《北學編》，雍乾之際，尹元孚、戈芥舟一再補之，雖取義褊狹，僅謂道學，其旨可知，而並時阮雲台《北碑南帖論》《南北書派論》又規模宏遠，海內翕然，是地域論學，所由尚矣！方湖所說，與左盦、飲冰稍有間，尚非同揆。其以近代詩派分而為六，曰湖湘派，以王闓運為領袖，曰閩贛派，以陳寶琛、鄭孝胥、陳衍、陳三立為領袖，曰河北派，以張之洞、張佩綸、柯劭忞為領袖，曰江左派，以俞樾、金和、李慈銘、馮煦為領袖，曰嶺南派，以朱次琦、康有為、黃遵憲、丘逢甲為領袖，曰西蜀派，以劉光第、顧印愚、趙熙、王乃征為領袖。曩者餘深非其說，以為必欲取地域之便，混同詩人而權宜為之言，當曰“某地詩人群”，不當曰“某地詩派”。後閱方湖日記，始知方湖所謂“詩派”，固未可拘泥以求。《方湖日記幸存錄》有曰：“餘舊讀呂本中《江西詩派圖序》，頗以呂專推黃雙井，心竊非之。實則江西詩派，淵明啟其宗風；唐無大家；至天水一朝，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孔、曾幾、楊萬裏、薑夔、裘萬傾；迄元則虞集。江西詩派乃極盛。今時閱八百年，當為複位詩派圖，此誌他年必一償也。又江西派諸人以陶潛、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四家為最大家數。”
是方湖所謂“詩派”，當寬以論之。方湖慧眼識大，垂為典訓，小失自亦難免。茲任舉一例，以概其餘。其說嶺南詩派，以朱、康、黃、丘為領袖，“而譚宗浚、潘飛聲、丁惠康、梁啟超、麥夢華、何藻翔、鄧方羽翼之，若夏曾佑、蔣智由、譚嗣同、狄葆賢、吳士鑒，則以它籍與嶺外師友相習而同其風會者也”，“此派詩家，大抵怵於世變，思以經世之學易天下，及餘事為詩，亦多詠歎古今，指陳得失”。此說正大，頗得物理。但細而論之，“領袖”、“羽翼”、“同其風會”三類人物，有非出一地、互不相識者，強以詩人群納之，本不甚妥。譚宗浚及第先於康南海十餘年，文名尤籍，“羽翼”之說，亦似落空。尤不可通者，譚嗣同何曾與“師友相習而同其風會”？瀏陽《莽蒼蒼齋詩》二卷自題為“三十以前之舊學”者，初與康南海等人無涉；其詩“幽邃沉雄，異境獨辟，如神龍之不可方物，繄劍氣之咄咄逼人”，《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譚傳讚跋，《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287、288頁。有自來矣。蓋瀏陽之詩，先後受長吉、飛卿、太白、少陵、昌黎、定盦影響，《寥天一閣文》卷一《致劉鬆芙》，《譚嗣同全集》上冊，第11到13頁。故卓異飛拔如此。其於時人，尤推湘綺及乃師瓣薑，《致劉鬆芙》，《譚嗣同全集》下冊，第478、479頁。曾無一語及南海者。要其詩與嶺南諸家了不相涉。待結交康梁以後，於詩已不措意，偶與飲冰、穗卿輩嚐試遊戲，非複詩之正體。方湖以其秉性、詩風偶合，遂納之嶺南詩派，且申說謂“師友相習而成其風會”，非也。《夢苕盦詩話》分近代詩派為五，則以詩學趨向為準，與方湖之以地域關聯為準，判然有別，猶是本色，惜乎非今人所喜矣。《近代詩派與地域》，不啻猶西人所謂範式。綜論大凡，銓敘可觀，條分件係，豁若指天。惟此乃研究之法，非賞會之道。在今之學術，為善法，在詩之本體，為左道。於詩有真賞之人，見好為此說者，必撫膺以歎，蹙眉而去。即在方湖，不過援此為陳述近代詩之便，初非謂研詩之道，在於是矣。今研究詩歌及詩學之專著日出，餘不見就中有詩在，悲夫！方湖詩學深湛，石遺而下，相與頡頏者，屈指可數，其長自有在，或者但以此編推之，乃方湖之大不幸，亦詩之大不幸。即微知著，詩之道其掃地以盡也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