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化”的意義
在20世紀90年代，文學由“中心”向“邊緣”的位移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與此相關，“邊緣化”也成了文學界的一個熱門話語。所謂“邊緣化”既是指文學在現時代的生存方式，又是指文學在當代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對文學的“邊緣化”，中國文學界有兩種不健康的態度：一種視“邊緣化”為文學的衰落，他們為文學“中心”地位和特殊“權力”的喪失而備感失落，一種則把“邊緣化”視為文學獲得解放的標誌，把“邊緣化”視為一種文學“成果”，並進而以“邊緣”、“另類”相標榜。實際上，文學的“邊緣化”既不是受難，淪落地獄，也不是獲救和飛升，它不過是文學從非常態回歸常態的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我們應該看到，“邊緣化”並非文學在市場經濟時代所做的“犧牲”，“邊緣化”不過是把本來不該屬於文學的東西從文學身邊拿走了，實際上是為文學“減負”，是解放了文學。因為“權力”、“中心”這些東西本身雖不能對文學構成直接損害，但它培養了文學的虛榮和驕傲，更何況“權力”不是憑空賦予的，你享受權力，就難逃權力賦予者欽定的“服務”義務和責任，文學付出的代價也可謂相當沉重。
也許，隻有在文學從那種虛擬的權力榮光裏退出之後，文學才會明確自我的定位，開始依靠自身的力量尋求發展的曆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能把“邊緣化”神聖化，誇張化，絕對化，“邊緣化”讓文學回歸常態固然是一種進步，但“邊緣化”同樣並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問題，文學回到自身與文學的繁榮或文學的發展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文學終究還是需要通過自身的力量來證明自己、發展自己。因此，以一種“犧牲者”或“受難者”的姿態來撒嬌、邀寵的做法是可笑的，以“邊緣化”作為“革命大旗”和“靈丹妙藥”的做派也同樣是十分荒唐的。文學本就不該“嬌生J質養”，“邊緣化”又有什麼值得賣弄的呢？在我看來，“邊緣化”不過是文學必須經受的無數考驗之一種，如果文學連市場經濟的考驗都無法接受，那它怎麼能夠跨越人類曆史的漫漫長河綿延至今呢？它又怎麼會是永恒和不朽的呢？問題的關鍵，恐怕已不是居於“中心”還是居於“邊緣”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學的“生存能力”的問題。“中心”和“邊緣”的問題，本質上隻是一個相對性的問題，甚至隻是一個“偽問題”，是一個具有“中國國情”的“中國問題”。
我們的作家之所以會在此問題上反應如此激烈，實際上表達的正是對“中心”地位的一種留念，是對於自己文學能力失卻自信的一種表現，長期的中心地位使中國作家成了“被供奉”的對象，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多年不從事文學創作，或者已經根本無力從事文學創作，他們的榮譽不是建築在能載人史冊的文學成就上的，而是建築在“中心”化了的“作家”身份上。如果說“中心”地位使作家們根本無需去考慮“文學與生存”這一沉重的命題的話，那麼，“邊緣化”考驗中國作家的首先就是他們的獨立生存能力，它要求中國作家必須真正做到以自己的“文學”去生存、去生活、去獲得他想要的一切。在這方麵，90年代以來，許多青年作家辭去公職以一個自由寫作者、自由撰稿人的身份進人文壇的方式，就頗有革命意義，這是中國作家第一次主動掙脫“體製作家”的身份勇敢地麵對生存、麵對文學。姑且不論他們的文學道路究竟會怎樣，但至少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邊緣化焦慮的被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