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文學來說，“自由”確實是一個非常誘人的話題。戰爭年代“文學”與“曆史”同呼吸共命運根本談不上“自由”與“不自由”，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文學”作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工具也不可能擁有自身的“自由”，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文學的逐步多元化與邊緣化，過去非常遙遠的“自由”似乎一下子就tlE臨了中國的文學界。在我看來，90年代中國文學的“自由”，既是指文學空間、文學環境的自由，又更是指作家表達方式、主體選擇的自由。一方麵，意識形態不再對文學有強製性的規範，隻是以倡導、獎勵“主旋律”的方式對文學加以誘惑與引導。另一方麵，對比於80年代作家，90年代的中國作家已經具有主體自由選擇、自由呈現的更多機會。在80年代，“現代性”、“啟蒙”、“反封建”、“人道主義”等強大的“共名性”時代話語裹挾著作家步調一致地向前走，對蜂擁而進的一波又一波西方文學思潮除了照單全收之外，幾乎沒有別的選擇，這極大限度地掩蓋和遮蔽了個人主體的真實麵目。而在90年代，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作家們失去了共名性的話語目標，so年代那種集體性的文學狂熱已經降溫，其次，西方幾百年的文學思潮在中國上演過一遍之後，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進人了某種程度的“同步”狀態，作家開始具備了判斷、反思和選擇的能力，再次，邊緣化的處境為中國作家提供了孕育個性化風格的機會，“無人喝彩”，實際上也是一種“減壓”，它使得作家能夠以一種更為放鬆的心態來進行個人的文學建構。然而，“自由”的內涵又是複雜而深奧的，它既具體又抽象，既模糊又清晰，對中國文學來說，它其實正是一柄雙刃劍。中國作家長期以來為文學“爭自由”，甚至不惜流血犧牲。可是當自由真正來臨之後，他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享受這種自由卻是一個大問題。“自由”離不開“反叛”與“解構”，可以說，對刻板的教條、僵化的秩序和主流規範的“反叛”，既是“自由”的前提，也是“自由”的重要內涵，但是，這種“反叛”又不能超越文學的邊界和限度，否則，它就會走向“自由”的反麵，成為自由的“敵人”和文學的敵人。因此，在我們“自由”地反叛一切時，對“自由”本身的“反叛”和警惕顯得尤其重要。“自由”是美好的，它是人類精神和藝術精神的體現。但自由又不是無邊的，它不是口號，也不是標簽，它隻有在溶人生命體驗、精神體驗和藝術創造中去時才是具有文學意義的，否則，以主觀上的放縱撒潑的方式對自由的揮霍，可能恰恰就導致的是文學的不自由。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看到，在90年代，“自由”既帶給中國文學欣欣向榮、朝氣蓬勃的景象，同時，對“自由”的誤讀和曲解又使得“自由”正在成為取消文學價值取向的借口，文學正在變得空洞、虛弱和無依。那些“斷裂”的呼喊，那些對“經典”、“大師”的質疑，那些否定魯迅的聲音，都既是中國文學自由精神的張揚，又是中國文學正在失去價值依傍、進人一種價值迷亂的失控與失重狀態的標誌。說到底，文學無論怎樣“自由”都不能脫離文學的“底線”，都不能成為否定文學價值目標的借口，否則，就會造成價值相對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的泛濫。而也許正是由於價值觀的問題，我們看到90年代中國文學在麵對各種物質的、利益的誘惑時就表現得相當軟弱和可悲。那些專門為某類評獎而寫作的作家，那些甘當某些導演的“影視寫手”的作家，那些在各類媒體上搔首弄姿的作家，那些為了追求暢銷而極盡媚俗之能事的作家……他們都有可能為自己塗抹上一層“自由”的油彩。但是，這樣的“自由”卻是以對文學信仰、文學價值的背叛為代價的，它與文學的批判、否定和反叛精神無緣，是對物質時代各種“誘惑”的全麵投誠。當然，90年代文學的價值真空狀態既是90年代特殊語境的產物，同時又有著深刻的曆史根源。如果說在80年代以前中國文學主要秉持的是政治意識形態標準的話，那麼80年代的中國文學則是西方文學標準和政治意識形態標準“雙軌”並行。一方麵，新時期文學某種意義上完成了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演繹與模仿，許多時候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與“西化”實際上是同一個意思，另一方麵，新時期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政治話語、意識形態話語、國家話語和文學話語其實是同構的，文學與意識形態的目標可謂高度一致。“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證。而這兩者都某種程度上導致了90年代文學的自我迷失。因為，當“西方”作為一種文學“目標”，從手段變成“目的”之後，問題就來了，既然西方的文學我們都“操練”過了，我們已經“趕上”西方了，那怎麼辦？文學方向感和文學動力的喪失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比較起來，我倒是覺得90年代最為“堅挺”的還是意識形態性的“主旋律”寫作，雖然在文學的觀念領域或文學的審美領域，“政治意識形態”是對於文學的一個否定性的存在，但是意識形態文學卻始終有著堅定、穩固、自信的價值支撐。不管我們怎麼評價它的這種價值支撐，它在90年代的巨大成功與巨大“收益”都是我們不能熟視無睹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很多作家一方麵對意識形態性的寫作持一種不屑一顧的反叛立場，另一方麵又對意識形態性寫作的“效益”充滿羨慕，這使得意識形態性寫作在很多時候反而成了一個“巨大誘惑”，誘使“反叛者”們總是費盡心機地想在“反意識形態”的姿態和意識形態寫作的“效益”之間找到某種平衡點，這頗有點“既想做裱子，又想立牌坊”的意味，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