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並不能避開中國的具體國情而抽象地談論“新時期”或“後新時期”問題。就中國的文學傳統和文學思維來說，文學與政治和曆史一直就是糾纏不清的，許多時候文學甚至不惜以自我犧牲的方式主動地參與政治、曆史的進程，這也是李澤厚講20世紀中國文學存在“啟蒙和救亡”二重變奏的一個原因。正因為如此，奢望新時期文學完全擁有一個獨立於曆史發展進程的純粹線索是不切實際的，我們需要做的是在借用政治、曆史意義上的“新時期”概念時盡可能多的賦予它文學的、美學的、藝術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新時期”文學不應發端於1976年的粉碎“四人幫”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應肇始於1977年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的發表。而至於“後新時期”概念，我覺得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它是80年代以降中國學術界命名熱、新名詞熱所結出的惡果之一。這裏牽涉到對於“新時期文學”的理解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在我看來，“新時期文學”指的是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文學。這個發展時期從“質”的方麵說，是指文學發展空間和自由度大為拓展的時期，是一個文學回歸文學並按自身的規律發展的時期，是一個文學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被張揚的時期，用一句話概括也就是文學開始按其內在需要健康發展的時期。因此，從時間意義上說，它不可能到80年代中期就結束，而是需要一個連貫的發展“過程”。我覺得，提出“後新時期”概念的學者固然看到了新時期文學轉型、擅變的諸種現象，但他們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卻是倉促的、武斷的。他們急於標新立異或與西方的理論“接軌”，卻忽略了新時期文學內在發展的邏輯需要和層次。實際上，他們所說的“後新時期”隻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也就是說，即使“後新時期”這個概念能夠成立，它也隻是一個“子概念”和從屬性概念，它與“新時期”的概念不是同一層次的，更不是等值的。我覺得，“新時期”和“後新時期”概念實際上代表了對於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兩種不同的態度，即把新時期文學理解為開放的還是封閉的？發展的還是靜止的？多元的還是一元的？如果你把新時期文學理解為前者，那你就得承認，新時期文學也有一個萌生、發展、成熟的完整“過程”，它不應仍被視做一個“過渡期”。最簡單的，從作家成長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應把“新時期”和“後新時期”看做一個整體，否則我們就不能準確解釋一個作家創作風格的變化和不同類型作家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有些人急於要把“新時期”終結和讓“後新時期”出籠，除了上麵說到的崇洋心態在作怪外，也還是一種陳舊的慣性思維的產物。20世紀的中國充滿了戰爭、動亂和分裂，“時代”劃分更是頻仍，與此相連，文學也隨著不同時代的降臨而被任意分割、瓦解。二十年代文學、三十年代文學、四十年代文學、國統區文學、淪陷區文學、解放區文學等等，不一而足，中國文學由此喪失了它的統一的內在的完整的發展線索。這本是中國文學的悲哀，但遺憾的是，這種動不動就給文學劃分條塊的畸形文學史思維卻被繼承了下來，以致一個文學完整發展的“新時期”也要被強行拆解開來。
”當然，我們並不能避開中國的具體國情而抽象地談論“新時期”或“後新時期”問題。就中國的文學傳統和文學思維來說，文學與政治和曆史一直就是糾纏不清的，許多時候文學甚至不惜以自我犧牲的方式主動地參與政治、曆史的進程，這也是李澤厚講20世紀中國文學存在“啟蒙和救亡”二重變奏的一個原因。正因為如此，奢望新時期文學完全擁有一個獨立於曆史發展進程的純粹線索是不切實際的，我們需要做的是在借用政治、曆史意義上的“新時期”概念時盡可能多的賦予它文學的、美學的、藝術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新時期”文學不應發端於1976年的粉碎“四人幫”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應肇始於1977年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的發表。而至於“後新時期”概念，我覺得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它是80年代以降中國學術界命名熱、新名詞熱所結出的惡果之一。這裏牽涉到對於“新時期文學”的理解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在我看來，“新時期文學”指的是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文學。這個發展時期從“質”的方麵說，是指文學發展空間和自由度大為拓展的時期，是一個文學回歸文學並按自身的規律發展的時期，是一個文學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被張揚的時期，用一句話概括也就是文學開始按其內在需要健康發展的時期。因此，從時間意義上說，它不可能到80年代中期就結束，而是需要一個連貫的發展“過程”。我覺得，提出“後新時期”概念的學者固然看到了新時期文學轉型、擅變的諸種現象，但他們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卻是倉促的、武斷的。他們急於標新立異或與西方的理論“接軌”，卻忽略了新時期文學內在發展的邏輯需要和層次。實際上，他們所說的“後新時期”隻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也就是說，即使“後新時期”這個概念能夠成立，它也隻是一個“子概念”和從屬性概念，它與“新時期”的概念不是同一層次的，更不是等值的。我覺得，“新時期”和“後新時期”概念實際上代表了對於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兩種不同的態度，即把新時期文學理解為開放的還是封閉的？發展的還是靜止的？多元的還是一元的？如果你把新時期文學理解為前者，那你就得承認，新時期文學也有一個萌生、發展、成熟的完整“過程”，它不應仍被視做一個“過渡期”。最簡單的，從作家成長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應把“新時期”和“後新時期”看做一個整體，否則我們就不能準確解釋一個作家創作風格的變化和不同類型作家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有些人急於要把“新時期”終結和讓“後新時期”出籠，除了上麵說到的崇洋心態在作怪外，也還是一種陳舊的慣性思維的產物。20世紀的中國充滿了戰爭、動亂和分裂，“時代”劃分更是頻仍，與此相連，文學也隨著不同時代的降臨而被任意分割、瓦解。二十年代文學、三十年代文學、四十年代文學、國統區文學、淪陷區文學、解放區文學等等，不一而足，中國文學由此喪失了它的統一的內在的完整的發展線索。這本是中國文學的悲哀，但遺憾的是，這種動不動就給文學劃分條塊的畸形文學史思維卻被繼承了下來，以致一個文學完整發展的“新時期”也要被強行拆解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