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新時期文學發展過程中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經過了時間的過濾和理論的積澱之後，我們應該能夠對新時期文學的規律性以及它的經驗、教訓形成某種共識。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清理新時期文學至少應對如下一些問題進行比較客觀的符合實際的理論總結。其一，新時期文學與曆史和現實的關係。新時期文學不可能完全脫離特定的曆史和現實語境而在“象牙塔”裏萌生，其與現實和曆史發生某種聯係也是必然的。但我們要探討的是，新時期文學與曆史和現實的關係是否維持在一個藝術或美學可接受的“限度”之內呢？如果文學與曆史和現實的關係沒有突破這個“度”，也就是說現實和曆史在它進人文學時沒有構成對於文學的藝術力量和審美力量的傷害，那我們就說這時的文學與曆史和現實處於一種健康的關係之中。反之，我們就認為它們是一種不健康的關係。考察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軌跡，我們發現文學與現實的關係雖然是有曲折的，但總的走勢卻是在朝著越來越健康的方向演變著的。在新時期之初我們也許更多看到的是現實的迫切性對於藝術和審美需要的壓製，但越到後來現實與文學之間的緊張對應關係就越小了。另一方麵，新時期文學的意識形態特征也在逐步弱化，意識形態對於文學的強製性到90年代已基本消失了，意識形態代之而起的對於“主旋律”的提倡實際上隻能對文學發生一種感召或誘導的作用，文學的自由度是空前的擴張了。其二，新時期文學與外來文學的關係。新時期文學與“五四”文學有某種相似的地方，即都是在西方文學的滋潤下成長起來的。西方文學究竟在什麼樣的層次上影響了中國的新時期文學？中國的新時期作家們各自具體受到了怎樣的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中國作家對西方文學“拿來主義”的急切熱情多大程度上製約了他們本土建構的力量和勇氣？這些問題是我們正確評價新時期文學的創造性和它的文學史價值的前提。但由於受到閱讀視野和精力等諸因素的影響，研究界對這個問題還關注得很不夠。我覺得對於新時期文學或者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來說，其與西方文學的關係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但對於新時期文學來說，它與西方文學的關係不可能是對“五四”時期的一種簡單的重複，而應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至於這個“否定之否定”的具體形態和內涵，則有待我們認真的研究。其三，中國作家的素質和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地位問題。新時期以來中國湧現了老、中、青幾代作家，無論從作家的數量和文學作品的數量來說，中國文學都可算是“世界之最”了。許多作家也已自封或被他封為“大師”與“準大師”了。可中國文學為什麼就不能如拉美文學那樣“爆炸”一下呢？許多人抱怨“諾貝爾文學獎”評得不公有政治偏見，還有人抱怨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質量太差，這一切也許都對，可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反思一下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自身呢？中國作家究竟是一種什麼素質呢，為什麼他們老是給人一種不成熟、長不大的感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差距究竟何在？我們還缺少什麼呢？我們需要通過對新時期文學這段20世紀中國文學的黃金季節進行刮骨療毒、痛定思痛的切實反思，從而找出中國文學邁向21世紀的目標和方向。
其次，新時期文學發展過程中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經過了時間的過濾和理論的積澱之後，我們應該能夠對新時期文學的規律性以及它的經驗、教訓形成某種共識。我個人認為，我們現在清理新時期文學至少應對如下一些問題進行比較客觀的符合實際的理論總結。其一，新時期文學與曆史和現實的關係。新時期文學不可能完全脫離特定的曆史和現實語境而在“象牙塔”裏萌生，其與現實和曆史發生某種聯係也是必然的。但我們要探討的是，新時期文學與曆史和現實的關係是否維持在一個藝術或美學可接受的“限度”之內呢？如果文學與曆史和現實的關係沒有突破這個“度”，也就是說現實和曆史在它進人文學時沒有構成對於文學的藝術力量和審美力量的傷害，那我們就說這時的文學與曆史和現實處於一種健康的關係之中。反之，我們就認為它們是一種不健康的關係。考察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軌跡，我們發現文學與現實的關係雖然是有曲折的，但總的走勢卻是在朝著越來越健康的方向演變著的。在新時期之初我們也許更多看到的是現實的迫切性對於藝術和審美需要的壓製，但越到後來現實與文學之間的緊張對應關係就越小了。另一方麵，新時期文學的意識形態特征也在逐步弱化，意識形態對於文學的強製性到90年代已基本消失了，意識形態代之而起的對於“主旋律”的提倡實際上隻能對文學發生一種感召或誘導的作用，文學的自由度是空前的擴張了。其二，新時期文學與外來文學的關係。新時期文學與“五四”文學有某種相似的地方，即都是在西方文學的滋潤下成長起來的。西方文學究竟在什麼樣的層次上影響了中國的新時期文學？中國的新時期作家們各自具體受到了怎樣的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中國作家對西方文學“拿來主義”的急切熱情多大程度上製約了他們本土建構的力量和勇氣？這些問題是我們正確評價新時期文學的創造性和它的文學史價值的前提。但由於受到閱讀視野和精力等諸因素的影響，研究界對這個問題還關注得很不夠。我覺得對於新時期文學或者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來說，其與西方文學的關係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但對於新時期文學來說，它與西方文學的關係不可能是對“五四”時期的一種簡單的重複，而應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至於這個“否定之否定”的具體形態和內涵，則有待我們認真的研究。其三，中國作家的素質和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地位問題。新時期以來中國湧現了老、中、青幾代作家，無論從作家的數量和文學作品的數量來說，中國文學都可算是“世界之最”了。許多作家也已自封或被他封為“大師”與“準大師”了。可中國文學為什麼就不能如拉美文學那樣“爆炸”一下呢？許多人抱怨“諾貝爾文學獎”評得不公有政治偏見，還有人抱怨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質量太差，這一切也許都對，可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反思一下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自身呢？中國作家究竟是一種什麼素質呢，為什麼他們老是給人一種不成熟、長不大的感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差距究竟何在？我們還缺少什麼呢？我們需要通過對新時期文學這段20世紀中國文學的黃金季節進行刮骨療毒、痛定思痛的切實反思，從而找出中國文學邁向21世紀的目標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