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文學之後的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也是慣性寫作的繼續，但其中也已經孕育了自覺寫作的某些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民族大批判”之外，當時意識形態領域政治慣性的另一個表現形式就是“兩個凡是”的提出與新的“個人崇拜”推行。它使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暖《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頁。昧不清。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後開始了理論上的“文章救國”運動。思想解放、“反左”的呼聲開始高漲。全民族開始從激情政治時代轉向理性反思時代。朦朧詩及反思文學可以說就是這種語境的直接產物。本質上，朦朧詩就是反思文學的先聲，它傳達出的“我不相信”的懷疑精神，與政治領域胡耀邦等人對於“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鬥爭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但我們之所以說反思文學仍然是一種J噴性寫作是基於如下理由：其一，反思文學與政治思潮仍保持著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學領域完成的是和意識形態領域共同的政治主題。如果說反思文學已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曆史慣性的話，那麼，對它來說現實的慣性仍然未能擺脫，其二，反思文學仍然沒有進行必要的語言更迭。從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來看，反思文學仍然在用過去時代的“武器”進行著對過去時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這也決定了其意識形態特征的無法避免。從這裏可以看出，語言更換不僅是一個語言問題，更是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是“權力”問題，其三，反思文學較傷痕文學而言，顯示了文學由激情狀態向理性狀態的升華。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獲得無疑提高了新時期文學的品格，但必須指出，就反思文學而言，文學的本體地位和藝術的中心並未得到充分的認識或確立。而對改革文學而言，其作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和經濟建設中心的呼應既表現了對於巨大時代J質性的認同，同時也表現出了某種“自覺”寫作因素的萌芽。這表現在，新時期文學從改革文學開始已經完成了對於“沉重曆史”的擺脫，而嚐試著建立文學與當下現實的關係。從曆史的控訴到現實的書寫，文學“為什麼”的性質和模式雖然未有改變，但文學麵對一個正在發生的、未知的世界時必然需要作家更多的主體性和自覺性。事實上，改革文學對於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對於“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倫理困境的揭示對於新時期文學來說都是開拓性的。從現在的視點來看，改革文學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局限，其在整個新時期文學格局中的成就非常有限，但是，從曆史的眼光來看，改革文學在確立“人”的主體性方麵、在修複文學與現實的真實關係方麵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殺的。當然，這樣說也並不是要掩蓋改革文學的那些先天性的不足，畢竟從整體上說改革文學仍然是一種慣性的寫作，其舊的文學思維慣性至少表現在兩個層麵：其一，二元對立的改革模式。這既是一種簡單的極端化文學思維的體現，也是作家對現實認識概念化、觀念化和簡單化的結果。從深層次講，這也是陳思和先生所謂“戰爭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其二，尋找清官的主題誤區。前麵說過，改革文學在對現實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麵有其可取之處，但是恰恰在對所發現問題的“解決”方式上改革文學顯示了其“非現代性”或“反現代性”的一麵。改革文學往往把擺脫現實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喬光樸這樣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積澱著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負，甚至在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上都有違現代民主精神，作者們卻對之普遍持一種讚賞的態度。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學從主題旨向上說都存在一個尋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說可為代表。“清官”情結不僅弱化了改革文學的批判性，而且從反思文學對中國文化和體製層麵的反思上後退了一步，顯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舊與缺乏現代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文學與真正的自覺寫作還相距甚遠。
傷痕文學之後的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也是慣性寫作的繼續，但其中也已經孕育了自覺寫作的某些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民族大批判”之外，當時意識形態領域政治慣性的另一個表現形式就是“兩個凡是”的提出與新的“個人崇拜”推行。它使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暖《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廣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頁。昧不清。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後開始了理論上的“文章救國”運動。思想解放、“反左”的呼聲開始高漲。全民族開始從激情政治時代轉向理性反思時代。朦朧詩及反思文學可以說就是這種語境的直接產物。本質上，朦朧詩就是反思文學的先聲，它傳達出的“我不相信”的懷疑精神，與政治領域胡耀邦等人對於“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鬥爭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但我們之所以說反思文學仍然是一種J噴性寫作是基於如下理由：其一，反思文學與政治思潮仍保持著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學領域完成的是和意識形態領域共同的政治主題。如果說反思文學已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曆史慣性的話，那麼，對它來說現實的慣性仍然未能擺脫，其二，反思文學仍然沒有進行必要的語言更迭。從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來看，反思文學仍然在用過去時代的“武器”進行著對過去時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這也決定了其意識形態特征的無法避免。從這裏可以看出，語言更換不僅是一個語言問題，更是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是“權力”問題，其三，反思文學較傷痕文學而言，顯示了文學由激情狀態向理性狀態的升華。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獲得無疑提高了新時期文學的品格，但必須指出，就反思文學而言，文學的本體地位和藝術的中心並未得到充分的認識或確立。而對改革文學而言，其作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和經濟建設中心的呼應既表現了對於巨大時代J質性的認同，同時也表現出了某種“自覺”寫作因素的萌芽。這表現在，新時期文學從改革文學開始已經完成了對於“沉重曆史”的擺脫，而嚐試著建立文學與當下現實的關係。從曆史的控訴到現實的書寫，文學“為什麼”的性質和模式雖然未有改變，但文學麵對一個正在發生的、未知的世界時必然需要作家更多的主體性和自覺性。事實上，改革文學對於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對於“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倫理困境的揭示對於新時期文學來說都是開拓性的。從現在的視點來看，改革文學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局限，其在整個新時期文學格局中的成就非常有限，但是，從曆史的眼光來看，改革文學在確立“人”的主體性方麵、在修複文學與現實的真實關係方麵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殺的。當然，這樣說也並不是要掩蓋改革文學的那些先天性的不足，畢竟從整體上說改革文學仍然是一種慣性的寫作，其舊的文學思維慣性至少表現在兩個層麵：其一，二元對立的改革模式。這既是一種簡單的極端化文學思維的體現，也是作家對現實認識概念化、觀念化和簡單化的結果。從深層次講，這也是陳思和先生所謂“戰爭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其二，尋找清官的主題誤區。前麵說過，改革文學在對現實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麵有其可取之處，但是恰恰在對所發現問題的“解決”方式上改革文學顯示了其“非現代性”或“反現代性”的一麵。改革文學往往把擺脫現實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喬光樸這樣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積澱著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負，甚至在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上都有違現代民主精神，作者們卻對之普遍持一種讚賞的態度。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學從主題旨向上說都存在一個尋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說可為代表。“清官”情結不僅弱化了改革文學的批判性，而且從反思文學對中國文化和體製層麵的反思上後退了一步，顯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舊與缺乏現代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文學與真正的自覺寫作還相距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