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回到新時期之初的文學現場，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一個巨大矛盾：一方麵，粉碎“四人幫”之後，國家民族的現代性焦慮在文學中得到了迅速的呼應，“現代化”成為全民族的共同訴求，文學也不例外，它不僅狂熱地參與了現代化神話的建構，而且成了民族現代性訴求最重要的載體，另一方麵，新時期文學又是以“舊的文學形態”來承載民族的現代性訴求的，除了空洞而狂熱的現代性激情外，文學關於自身現代化的想象是迷茫而殘缺的。強烈的意識形態性以及慣性的文學話語方式仍然是新時期文學的本質，它陳舊、落後的形態本身天然地就與它所要告別的那個舊時代有著血脈相應的聯係，因而也必然與它所呼喚和建構的現代性鏡像構成了悖反關係。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對文學的不滿更為強烈，這表現在：其一，呼喚“純潔化”，中國文學長期在意識形態陰影的籠罩下，文學話語與意識形態話語高度融合，致使文學話語嚴重“不純”，因此，“純文學”就是新時期文學的最高想象之一，其二，呼喚“現代化”，社會的現代化呼喚文學的現代化，但中國文學的一身舊裝卻似乎總難脫下，新時期文學同樣如此，這顯然與“現代化”的狂熱氣氛不協調，因此如何實現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真正脫胎換骨的“文學現代化”就成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主要焦慮。20世紀80年代初期所謂“真偽現代派”之爭其實也正是這種焦慮的體現。這就是中國先鋒小說產生的背景。一個在時代的“合唱”中失去自身獨立性的文學，一個無法建構自身話語體係的文學，一個沒有純粹而自由的話語空間的文學，是無法建構自身的現代性目標的。
因此，對於新時期中國文學來說，如何突破意識形態語境建構獨立、自由而合法的話語空間，就是其現代性意識萌芽的標誌。這第一步是由尋根文學首先邁出去的。尋根文學在新時期籠罩性的現代化狂熱中，作出了一種反向的選擇，它以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歸附而彰顯了與時代主潮的距離，並在話語方式上以“晦澀難懂”的風格與時代話語形成了巨大落差，“尋根文學已經自覺開始了對於現實和政治i W，性的偏離，當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在現代化焦慮中徘徊時，文學以‘向後轉’的方式完成了與現實、政治主潮的背離，並真正開始了對文學主體現代化的思索以及對獨立文學品格的建樹，在這裏尋根文學既顯示了其文化的自覺，又更顯示了其藝術的自覺。而後者對新時期中國文學來說，顯得尤其重要。”當然，對尋根文學來說，它雖然在話語層麵上對文學獨立性的營構有重要突破，但在意識形態層麵上其與意識形態的“合謀”仍然有目共睹，它之所以能在80年代中期成為一個龐大的潮流，顯然與它迎合了主流意識形態對現代化潮流中西方價值觀的警J踢和現代化負麵影響的憂慮不無關係。但不管怎樣，尋根文學在“形式上的探索”仍然值得重視，它讓我們看到了難J懂的另類的形式，並終於在中國文學的沉重天宇中打開了一個缺口，它對於中國文學的象征意義和啟示意義是要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成就的。
這樣，回到新時期之初的文學現場，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一個巨大矛盾：一方麵，粉碎“四人幫”之後，國家民族的現代性焦慮在文學中得到了迅速的呼應，“現代化”成為全民族的共同訴求，文學也不例外，它不僅狂熱地參與了現代化神話的建構，而且成了民族現代性訴求最重要的載體，另一方麵，新時期文學又是以“舊的文學形態”來承載民族的現代性訴求的，除了空洞而狂熱的現代性激情外，文學關於自身現代化的想象是迷茫而殘缺的。強烈的意識形態性以及慣性的文學話語方式仍然是新時期文學的本質，它陳舊、落後的形態本身天然地就與它所要告別的那個舊時代有著血脈相應的聯係，因而也必然與它所呼喚和建構的現代性鏡像構成了悖反關係。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對文學的不滿更為強烈，這表現在：其一，呼喚“純潔化”，中國文學長期在意識形態陰影的籠罩下，文學話語與意識形態話語高度融合，致使文學話語嚴重“不純”，因此，“純文學”就是新時期文學的最高想象之一，其二，呼喚“現代化”，社會的現代化呼喚文學的現代化，但中國文學的一身舊裝卻似乎總難脫下，新時期文學同樣如此，這顯然與“現代化”的狂熱氣氛不協調，因此如何實現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真正脫胎換骨的“文學現代化”就成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主要焦慮。20世紀80年代初期所謂“真偽現代派”之爭其實也正是這種焦慮的體現。這就是中國先鋒小說產生的背景。一個在時代的“合唱”中失去自身獨立性的文學，一個無法建構自身話語體係的文學，一個沒有純粹而自由的話語空間的文學，是無法建構自身的現代性目標的。